若干年来，一些学者对《楚辞》的研究，成果卓然。但是，由于《楚辞》的特殊题材和组成材料，不难看出它跟苗歌有着一定的联系。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载：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其乐鼓舞就是指苗族的鼓乐，现在部分苗族仍在使用。龙文玉、龙海清在《吉首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社科版）中撰文道：“《楚辞》就是楚人的歌辞，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这‘楚语’、‘楚声’中，明显地包括着苗语、苗声。” 
　　《楚辞》与苗歌确实有很大的联系。苗歌在湘西苗族聚居地区非常盛行，在祭祀、集会、节日或男女求爱时，人们都喜欢演唱。根据汉语和苗语内涵中的语义关系，我们发现苗语同古代“楚语”非常接近，推测它们可能同源。“从屈原作品所采用的方言，可以窥见他曾是懂得苗语的三闾大夫”（见龙文玉、龙海清《屈原族别初探》）。历来的《楚辞》研究都认为，《楚辞》中采用了许多地方方言。据吴曙光的《楚民族论》载，“申椒”在苗语中称“花椒”，在《楚辞》中，“申椒”就是苗语的“花椒”。据龙文玉、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初探》载，“离骚”本是楚地苗语，译成汉字就是“诉说”，这样解释《离骚》更符合实际。可见，《楚辞》中的“楚语化”与苗语互通。 
　　苗歌无疑对《楚辞》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楚辞》中的《九歌》、《招魂》等著名篇章，明显看出是受到苗巫影响。可以肯定，《楚辞》是从这些苗族原始歌舞中吸取了营养，如果脱离了这个条件，《楚辞》决不会产生幻丽奇崛的艺术风格。根据苗学家石启贵记录的一些苗歌，我们仿佛从中看到了《楚辞》的神韵，如这首苗族《傩神起源》歌： 
　　　　　　说起当日初民事哎，水有源头树有根。 
　　　　　　男女相传于世上哎，太古天下又无人。 
　　　　　　野蛮兽行无统系哎，天地人伦分不清。 
　　　　　　天上窝耸管世界哎，地下禾璧创乾坤。 
　　我们再看屈原《离骚》的第一部分前几句是这样描述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孝日伯庸。 
　　　　　　摄提贞于孟 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 
　　从苗歌和《楚辞》中，我们发现它们都是现实理性思想和巫祭感情形式的美妙结合，无论从现存的苗歌来看，还是从《楚辞》来看，它们都保留了传统的巫术祭歌。过去，我们在研究苗歌时总认为苗歌是单纯的山歌吟唱，更没有把当时的巫风文化联系起来，忽略了苗歌文化的丰厚背景。 
　　我们知道，苗歌的结构分为偶句歌和奇句歌两大类，都是二句为一联，两联或两联以上为一首。那么，《楚辞》中果真有苗歌结构因素吗？从民俗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似乎行不通，但从《楚辞》本身来看，它同苗歌及苗族文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在战国时期，楚地“信巫鬼”，巫风尤盛。湘沅一带，是苗族聚居地区，地处僻壤，祭歌、巫歌常常伴随着苗族人民的生活，是苗族人民的重要生活特征。就《楚辞》中的《九歌》而言，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祭歌、巫歌之风。《九歌》是以巫为歌舞主角，《招魂》、《大招》都是用巫术来招人的魂魄，是巫者的歌，这些无疑和苗族的傩歌十分相似。苗族的傩歌，是苗族人还傩愿所唱的歌。在还傩愿时，苗族人敬傩神（苗族人称“内奴马奴”），每逢秋冬祭拜，他们主要是请老司还愿酬神。我们考察《楚辞》中的苗歌结构因素，主要是想找出《楚辞》中苗歌存在的例证。在过去的研究中，部分民族学家称：“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的后代。”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但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从此断定，《楚辞》中肯定有苗歌因素。南方的民歌，有《越人歌》、《孺子歌》、《接舆歌》、更有《苗歌》，它们都是《楚辞》的先声。据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载：“故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例如，这首南方《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这是用当时楚国语言译成的《越人歌》，其诗的句式是典型的《楚辞》体。又如这首祭祖先的苗歌：“一家大小，一族老少。敬奉一家祖辈，敬奏一族祖宗。日久未得热茶，时久没得热饭。……”这首歌是典型的苗歌，它经过了汉语翻译，第一句句尾有一个叹词“哎”，而且每隔句都用一个“哎”，正与《离骚》中句尾用一个“兮”字的句式相同。 
　　总上所述，我们发现《楚辞》中苗歌因素颇多，它同苗族人的文化有深远的联系。《楚辞》不单纯是苗歌记载，它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创作的结晶。屈原虽然利用了民歌提供的因素创作了《楚辞》，但并非就可以把《楚辞》看成是“民歌集”，因为《楚辞》中那深厚的内容、动人的形象、宏伟的结构，这些绝不是民歌质朴的原型，它是诗人灵与肉的体验，是诗人内心迸发出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