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一遍,方知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妙
最先看这本书的时候,总觉得钱老说话罗嗦,文中总有一些不关痛痒的废话,而且从目录去看,总有点文不对题的味道。往往是标的题目,那个章节却并非讲那个的,而是讲到别处去了,而且钱老总是喜欢跑题,讲到正题偶尔又跳出来讲怎样做学问,写历史,或者说上一些台湾生活的话题。
像介绍《史记》,钱老就用了整整三节,而第一节却是在概括先秦历史著作的情况,却只于文末提了一下史记,第二节讲《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三节方才讲到《史记》,主要从题目和标题着手,也不曾作相关案例的解读。但看过之后,方觉有一种做学问的大境界。
或许钱穆对刘知几的《史通》是非常熟悉了吧。这本书或许就从这本书化解而出,一正一反,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历史评论,且是通论,不过因为他的非经驳孔,为古代士大夫所不容,但却为后来肤浅者所乐道,正是一本卓然独立的教科书。而钱穆就正是从反驳刘知几处着手,树立《尚书》(主要是《西周书》)、《春秋》(也含《左传》)、《史记》三体。并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花这三样功夫。
或许钱穆“三史”正人刘知几“史有三长”中来。刘知几说“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反刘知几尤力。甚至处处批评,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的优劣之处。
当然这一点在下不敢敬同,《史通》或可作东汉至隋史的简读本吧。是刘知几通览《隋书·经籍志》所署史籍的集大成之作。体裁独特,也可自成中国史著之一体了。
钱穆强调,做学问应当求通。所以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不独有传统的历史著作,就是政治著作如杜佑《通典》,吴兢《贞观政要》、如写高僧的《高僧传》、写儒林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用其它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列入本书中,而且对这些著作钱穆备及推崇,并且还说治中国古代史者,不治经学,不看《论语》,那就浅薄得很.而于中国学术史方面,钱穆对佛教方面学术的完整与繁盛,也极羡慕。
钱穆对《西周书》(《尚书》)《春秋》《史记》《通典》《世说新语》《明儒学案》这几部书尤其看重,甚至他在讲六朝史时引《世说新语》甚于《三国志》《晋书》“南北史”等。而《左传》《史记》《汉书》,则视为中国人治史的必读书。
从《春秋》《左传》至《资治通鉴》,再加上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则可连成一体,是东周至宋时的编年通史了。可惜到现在也没机会找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多方寻找亦不可得。
对于《尚书》《春秋》《史记》,三书,钱穆推崇备至,甚至有责胡适、冯友兰哲学史之义。把西周作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个起点,把周公作为第一个学人,第一个思想家,把《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文中也提及郭沫若的甲骨文、钟鼎文之类,认为一部上古史因该以《左传》为基准,以《尚书》及甲骨文等为参照。这是我们历史学的立场。即使治近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当涉及。而不应诸事尽学外国。应寻本溯源,立脚根源。
作者一再强调,我们学事要透过历史,看到历史后面的人。史书记载“史情”,应为“史意”。要发掘出当时时代的精神和人物的精神。为此,我们就应当求通,通古今之变化,通制度之因革,通思想之传流。
所以钱穆对周公、孔子、司马迁有毫不掩饰的崇拜。
最先看这本书的时候,总觉得钱老说话罗嗦,文中总有一些不关痛痒的废话,而且从目录去看,总有点文不对题的味道。往往是标的题目,那个章节却并非讲那个的,而是讲到别处去了,而且钱老总是喜欢跑题,讲到正题偶尔又跳出来讲怎样做学问,写历史,或者说上一些台湾生活的话题。
像介绍《史记》,钱老就用了整整三节,而第一节却是在概括先秦历史著作的情况,却只于文末提了一下史记,第二节讲《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三节方才讲到《史记》,主要从题目和标题着手,也不曾作相关案例的解读。但看过之后,方觉有一种做学问的大境界。
或许钱穆对刘知几的《史通》是非常熟悉了吧。这本书或许就从这本书化解而出,一正一反,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历史评论,且是通论,不过因为他的非经驳孔,为古代士大夫所不容,但却为后来肤浅者所乐道,正是一本卓然独立的教科书。而钱穆就正是从反驳刘知几处着手,树立《尚书》(主要是《西周书》)、《春秋》(也含《左传》)、《史记》三体。并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花这三样功夫。
或许钱穆“三史”正人刘知几“史有三长”中来。刘知几说“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反刘知几尤力。甚至处处批评,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的优劣之处。
当然这一点在下不敢敬同,《史通》或可作东汉至隋史的简读本吧。是刘知几通览《隋书·经籍志》所署史籍的集大成之作。体裁独特,也可自成中国史著之一体了。
钱穆强调,做学问应当求通。所以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不独有传统的历史著作,就是政治著作如杜佑《通典》,吴兢《贞观政要》、如写高僧的《高僧传》、写儒林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用其它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列入本书中,而且对这些著作钱穆备及推崇,并且还说治中国古代史者,不治经学,不看《论语》,那就浅薄得很.而于中国学术史方面,钱穆对佛教方面学术的完整与繁盛,也极羡慕。
钱穆对《西周书》(《尚书》)《春秋》《史记》《通典》《世说新语》《明儒学案》这几部书尤其看重,甚至他在讲六朝史时引《世说新语》甚于《三国志》《晋书》“南北史”等。而《左传》《史记》《汉书》,则视为中国人治史的必读书。
从《春秋》《左传》至《资治通鉴》,再加上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则可连成一体,是东周至宋时的编年通史了。可惜到现在也没机会找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多方寻找亦不可得。
对于《尚书》《春秋》《史记》,三书,钱穆推崇备至,甚至有责胡适、冯友兰哲学史之义。把西周作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个起点,把周公作为第一个学人,第一个思想家,把《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文中也提及郭沫若的甲骨文、钟鼎文之类,认为一部上古史因该以《左传》为基准,以《尚书》及甲骨文等为参照。这是我们历史学的立场。即使治近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当涉及。而不应诸事尽学外国。应寻本溯源,立脚根源。
作者一再强调,我们学事要透过历史,看到历史后面的人。史书记载“史情”,应为“史意”。要发掘出当时时代的精神和人物的精神。为此,我们就应当求通,通古今之变化,通制度之因革,通思想之传流。
所以钱穆对周公、孔子、司马迁有毫不掩饰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