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被公认为是继福纳和海明威之后美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哲理思辨，是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他曾经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获得普利策奖。1976年，他还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位现代大师级人物，同司汤达、狄更斯、福楼拜齐名，现在他加入了他们在天堂的聚会，而他需要的惟一的墓志铭是——小说家。) 

　　徐佳译自英国《卫报》 

　　4月5日，美国著名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因病去世，享年89岁 
 
 “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扭曲人性的力量相比。对于热衷于现代小说阅读的人而言，这简直就是真理，特别是当他拿到一本新书的时候。他早已做好准备去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读那书，并进一步证明他的发现：作者无非是堆砌有关家庭、等级、大学、时尚、公众人物的话题，而真理和想像则无处可觅。”1952年贝娄在给拉尔夫·埃里森小说《隐形人》的文学评论中这样写道。这恰恰是贝娄自己世界观的写照，不仅仅是现代小说，整个现代社会都是如此：“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美国社会的公民，很少有人愿意树起良知和责任感的大旗。因此，整个社会都显得很浮躁。” 

　　50多年来，贝娄一直是美国文坛中德艺双馨作家的典范。1915年他出生在蒙特利尔一个俄国——犹太血统的移民家庭，在他的父亲被牵连进一个贩卖私酒的纠纷之后，全家都搬到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芝加哥，贝娄的想像力变得丰富起来，而他的思想也开始萌芽。在经历了西北大学的人类学研究、芝加哥的平民生活和被卷入政治纷争的青涩岁月后。他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从事写作，中途去了一趟墨西哥，希望拜会被流放的俄国共产主义作家托洛斯基(不幸的是托洛斯基在他到达的前一天被人谋杀了)。 

　　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于1944年发表，紧接着《受害者》在1947年横空出世，在欧洲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在《奥吉·玛琪历险记》里，他试着去描绘在大萧条期间芝加哥的第一代美国犹太人的流浪生活，这是贝娄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奥吉·玛琪历险记》是贝娄风格的初次亮相，尽管作者自己并不觉得此书文笔足够成熟，并且马上推出一系列在他看来文字老到，更具美感的文字，它们是1956年的《且惜今朝》和1959年的《雨王汉德逊》。后者几乎可以说是他最负盛名的喜剧小说，连同他1964年的作品，《赫索格》，是贝娄自己的事业高峰同时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高峰，令之后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嬉皮士们却并不喜欢贝娄，他们把他视为墨守成规、大男子主义、种族歧视以及精英意识的代名词。而贝娄的反击是《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里面他嘲弄当时统治着美国社会的嬉皮士作风和浅陋的佛洛伊德世界观。对于现代生活的批判让人们感觉到他逐渐变成了右派，他在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就大行批判之道，人们于是称呼他为一个由激进分子转变了的新保守派。“让我多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工作吧，”贝娄说道，“提及私生活，混乱或者几近疯狂；说到家庭，丈夫、妻子、家长、孩子，都困惑而迷乱；再看看社会风气、人际交往以及性行为，更是世风日下。个人混乱了，政府也晕头转向了。道德的沦丧和生活的潦倒是我们长久的梦魇，我们困在这骚动的世界里，被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所困扰。” 

　　无可厚非，贝娄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1975年《洪堡的礼物》的发表间，当然了，他写作生涯中的小小说成果也相当惊人。他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曾经误解或忽视他的那些新浪潮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所能估计的价值。正如诺贝尔的获奖理由所概述，贝娄是一个“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的作家。“康拉德说得没错，艺术是试着去发现世界，从现实生活中，也从物质中，去发现生活的根本、永恒和精髓。”贝娄的存在就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这位现代的大师级人物，笔耕不辍，并且延续着小说的魅力。他同司汤达、康拉德、狄更斯、福楼拜、德莱塞这些伟大的文字实践者齐名，不以古怪作噱头、不借时髦为卖点，而以其对人性的刻画见长。现在他加入了他们在天堂的聚会，索尔·贝娄需要的惟一的墓志铭是——小说家。

双子星---诺贝尔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