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陈嗣庆

　　我的次女陈平是一个先天条件极度贫乏的孩子。在她二十岁以前，无论健康、脾气、观念、敏感、任性和自弃，都是少见的。在她少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和我这个做父亲的，可以说，因为家中有这样一个刚烈孩子，过的是心灵上倍受欺凌的苦日子。那些年她常常要出事，使得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里。写到这儿，回想起那一段岁月，仍然感到想痛哭的冲动。

　　看见女儿现今的行事为人，还有对父母手足和朋友出自真心的爱诚、和平，我感触又欣慰，有时感到这是不是一场梦境？下面的几篇文章是我的孙女和外孙儿女这批小孩子写的三毛，他们年纪轻，注意的都是三毛会讲故事这件事。她的确可以去说书，在家人面前说得尤其最好。

　　我想说的是，在我的观察里，我女儿这一生的用功，很少有人看见。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于她几近疯狂而持续了一生的看书和写作，除了敬佩她的恒心之外，甚而想劝告她不要这么用功下去，免得伤害健康。

　　平儿目前因为健康情形不佳，已不再教书，居住在台北的一间小公寓里。她每天必定回家吃晚饭陪伴我和她母亲。对外一切应酬完全婉谢，吃完饭便回她的工作室——不是睡觉的地方，她舍不得睡。大概由夜间九点半开始要工作到清晨七点，小睡一下，午饭不吃，再继续工作到下午六点才回我们家来吃晚饭。

　　我女儿对于看书的狂热可以说一万个人中找不到一个。这不是现在，是做父亲暗暗观察一生的事实。

　　在生活上，我女儿不穿、不吃、不睡、不息，没有电视机——不看，没有男朋友——无情。连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在去年也卖掉了。在一个普通人的眼里，她是贫乏的，甚而住的房子，都是父母借给她的，她看上去一无所有。对于他人，却十二分慷慨和悲悯。她赚的辛苦钱，自有良知告诉她去处，悄悄处理。我虽然对这样的女儿引以为傲，而内心，实在希望她在有生之年，略略合理的在物质上善待自己。

　　读书和离家，加上我女婿的早逝，彻底改变了女儿。至今她仍然不断的教育自己。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在讲她什么，这是一个我看见的进步。

　　写到这儿，我又为她感到辛酸，虽然女儿说她内心真正快乐。

　　其实，我女儿在文学上最有心得，而且极有见地的，却是她酷爱一生的《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两本文学巨著，并不在目前已出版的书籍里。我不敢期望她碰触有关这类心得的大文章，担心她的健康不能长期透支下去，可是，不久的将来，眼看水到渠成，她必然走上论说水浒与红楼的路上去。我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的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痛她的燃烧，可是同意。

　　平儿不爱惜健康，是她最大的愚昧。做父母的，在这件事情上，拿她无可奈何。叫她不工作，等于判她死刑，也是不可能的。说来说去，我对这个女儿仍然没有办法。《倾城》这本书，是平儿第十一本。在人生的处理上她变了很多。在胸襟上，没有退步。

阿姨黄齐荃 

　　我的阿姨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她的讲话。她不讲话则已，一讲话有如暮鼓晨钟，令人震动。

　　她讲话跟别人很不一样，又生动又活泼，听起来每个故事都变成又深刻又很容易懂。有一次妈妈和我去阿姨家拿毛线衣，本来是一去就要走的，结果阿姨讲起《水浒传》，我和妈妈坐到都忘了回去。原来《水浒传》那么棒，以前都不注意。

　　我的历史成绩很好，这跟阿姨又谈得十分尽兴。有时候我们也关心国事，总之跟阿姨讲话都讲不完。

　　阿姨很有学问，可惜她写的书都没有学问的样子。我的功课太忙，没有时间看她的书。听阿姨讲话最危险了，因为会忘记要去做功课。我以后要多看一些好书，在阿姨面前，我觉得自己念书不够。

　　还有，我阿姨对于看手相、玄学等等很有一套。哇噻！很灵。

　　除了以上这些感想，我没有别的想说了。

我的小姑（十二岁）陈天慈


　　我不看我小姑的书。我比较爱看《侠盗亚森罗苹》的故事全集。小姑的书看了觉得没什么吸引人的情节。

　　每次小姑介绍我看的书，我都看不下去，例如说《红楼梦》，小姑说她就是在我的年纪看《红楼梦》的。后来小姑讲《红楼梦》给我姐姐和我听，后来我们班上开同乐会，我和同学就编了一个短剧叫“刘姥姥进大观园”。小姑讲的比较好听。小姑有一本书叫《笑林广记》，我和姐姐看了不好笑，小姑就用讲的讲书，我们最喜欢她讲一个健忘的人的故事，每次听都会笑得很厉害，都听不厌。

　　小姑对我的同学也很好，有时会接同学一起去她的家玩。小姑不凶，都是笑的。我很喜欢跟我的小姑在一起，可是心里又有点又怕又爱的感觉。她从来没有骂我，都很和气。有一次我们学校去参加电视节目比赛，我也是代表，后来输了，小姑听说我们输了，笑笑的说：不要难过，参加才是真正的意义和经验，输是成功之母，赢了将来也会输的。



小姑（四岁）陈天明



　　我的小姑名字叫陈平，我爸爸叫陈杰，我妈妈叫陈素珍，我妹妹叫陈天白，我大伯伯叫陈圣，我大伯母叫小魏，我大姑叫陈田心，我堂姐叫陈天恩、陈天慈，我阿一丫叫陈嗣庆，我阿娘叫缪进兰，我表姐叫……。

　　我的小姑很会讲故事她也给我和妹妹很多书我小姑讲故事很好笑我和妹妹听了都一直笑一直笑有一次她讲的故事不好笑讲一个张伯伯做马去当兵的故事很可怜他都吃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故事里的张伯伯真的来了阿娘家我就很勇敢的夹一块肉到他碗里面去说张伯伯这个肉请你吃。

　　陈素珍笔录



我的小姑（十二岁）陈天恩 

　

　　我的小姑很慈爱也很忙碌。有时候我和妹妹在做功课，去问小姑不懂的课题，她都说不会做，很难，还怪教科书太枯燥无味，尤其是“社会”教科书里的年代和几月几日她都背不出来。我小姑常常写白字，每次都要来问我怎么写，可是她很会造句，造出来都是好笑的，我都不敢写到作业上去。小姑都不会正经，每天都在讲笑话，疯疯癫癫的，看上去很快乐。我们考月考的时候星期天在祖父母家温习课本，小姑都来捣蛋叫我们不要背书，如果考最末一名就给我们奖金，考好了就没有钱，我祖母叫我不要理小姑，要好好用功。



我也叫她小姑（十二岁）王致宁 



　　三毛小姑是我最好同学的姑姑，所以我也叫她小姑。

　　去小姑家玩是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她的声音柔柔的，很好听。每次去小姑家，我们都请她讲故事，最喜欢听她讲鬼故事，可是小姑都不肯讲太恐怖的，每天听了只害怕几天就不怕了，很不过瘾。她说鬼故事可能影响儿童心理，都不肯用吓的去讲。

　　小姑的讲话都不是填鸭式的。

　　每次听小姑讲故事都有收获，又收集了她的故事去讲给别人听。

　　小姑的缺点就是她太客气了，我送她东西，她每次都会谢了又谢，有时东西是由陈天恩、陈天慈传递的，小姑也会写一个条子来谢我。这就是她的缺点，太客气。



一千零一夜的阿姨（十九岁）黄齐芸



　　我都被人问死了，一天到晚被问我的阿姨三毛在家里是什么样子。我的阿姨就是一个最普通的阿姨，跟天下的阿姨都差不多。有时满宠我们小孩子，有时很久看不到她。

　　说起阿姨的讲话，真是一绝，她讲起故事来明明坐在沙发上，可是故事的背景、气氛、人物、时空，都会活活的出现在我们眼前，像催眠术一样，听得她不让我们出来，我们就出不了故事，太棒了，这一点和别人的阿姨很不相同。

　　阿姨写了好多首歌和诗之间的东西，都放着不发表，到了晚上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叫我做试验品，每次都问懂不懂？懂不懂？如果我懂了，她就不改字，如果不懂，她就改成浅的字。我是阿姨密藏文章的听众。她也有调子唱给我听。

　　我从来没有厌过阿姨的语言，她好像那个《一千零一夜》里面讲故事的女人，阿姨的话是讲不完的。

　　我们家的人，都少看阿姨的书，因为她讲话比写书又生动太多了。听她就够了



三毛——一位认真的玩童（十九岁）黄齐蕙 



　　我该怎样来形容她——我的阿姨三毛呢？一位认真的玩童；“游戏人生”是她心中的彩虹。

　　她，流浪了半个地球，不是为了要寻求刺激或逃避些什么，而是啊！而是为了一个游戏。

　　她，只因这“迷人”的游戏，太丰富、太有趣了！值得这一位认真的玩童终其一生都陶醉其中，没有半点后悔，不悔！

　　她，不太喜欢吃饭，却喜爱做菜，切切炒炒，哗啦一下，就“变”出一盘又香又美的菜啦！这，也是玩童拿手的“游戏”之一。这个游戏她又不玩了。

　　这玩童也是不舍得太早上床睡觉的，写写、画画、想想——在夜里，多惬意。敢情这玩童还是夜猫子呢！她，去了撒哈拉，不是闲着无聊，想去沙漠“观浴”，或在那大漠沙沙之地白手起家，但却是为着要玩它一局“永恒的夏娃”；就在这样的执着中，竟也认真地“玩”出好多真实又美丽的故事。

　　我该如何，如何称这位玩童呢？“游戏”是她心中的彩虹，永远在雨后的天空里美丽。

　童年



胆小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捱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的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的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按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的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的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胀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他只钉住我锲而不舍的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的跑，那四只蹄子奔腾着咄咄的拿角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堂。晨操播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的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的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的就是她。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拚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帐，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的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的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的大眼睛呆呆的瞪着我，眼前一片草绿色。

　　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着大嘴对我啊啊的打手势。他的水桶好大，一个扁担挑着，两桶水面浮着碧绿的芭蕉叶。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着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个孩童。

　　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着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

　　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划——炊兵。炊字他写错了，写成——吹兵。

　　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赶快想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握手，他将我的手上下用劲的摇到人都跳了起来，说不出有多么欢喜的样子。

　　就因为这样，哑巴做了我的朋友。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功课不忙。

　　回家说起哑巴，母亲斥责我，说不要叫人哑巴哑巴，我笑说他听不见哪，每天早晨见到哑巴，他都丢了水桶手舞足蹈的欢迎我。

　　我们总是蹲在地上写字。第一次就写了个“火”，又写“炊”和“吹”的不同。解释“炊”的时候，我做扇火的样子。这个“吹”就嘟嘟的做号兵状。哑巴真聪明，一教就懂了，一直打自己的头，在地上写“笨”，写成“茶”，我猜是错字，就打了他一下头。


　　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的望，我的头低着。

　　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的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

　　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个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的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的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

　　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的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

　　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的背着书包低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的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

　　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的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发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

　　“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的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拚命摇头。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的悲脸。

　　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的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

　　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拚命的找人。

　　口里随便跟着唱，跟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的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的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成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哑巴赶快跑出来了，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的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的立正，认认真真的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的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

　　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

　　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的微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

　　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

　　没想到第二日，就有要跟我们约会的那群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打开袋子，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

　　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觉得今生开始要欺骗妈妈了，实在不想去做。我是六岁便进了小学的，年纪又比同学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讲是坏事，如何在六年级就去动心了？妈妈知道要很伤心的。倒没有想到老师和学校，因为我心中最爱的是妈妈。

　　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也没一个，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去逗弄它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触，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一下又闭起来了。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的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的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的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拚命的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拚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着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一生的爱 



　　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一张桌子只会画出三只脚，另外，一只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的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着头，吃力的提着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他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展了——用文字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做为临时的居所。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加入，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也偶尔会看见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哀鸣的土狗，用刺刀剥开狗的胸腔，拿手伸进去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做小孩的，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很多采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十分激荡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着大幅度的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的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涂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兵们在蹲着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被一个偶尔经过的少校看见了；认识那一颗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用袖子在擦，就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的，跟进了他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内。那时，驻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间，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好比报纸那么大的一张素描画。画有光影，是一个如同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一张女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杀活狗和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一回事，可是没有别样的形容可以取代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吓。是一声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角由远处云端中飘过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霎间，透过一张画，看见了什么叫做美的真谛。

　　完全忘记了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张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很有些着急要受拖累，便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罗！”我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上课都巴望着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的冲出教室往操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自然不敢进去，可是窗口是开的。隔着窗户，我痴望着那张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着的童颜。

　　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外吱吱喳喳的挤着。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的去与那位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的黄昏，又去了窗口。斜阳低低的照着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蒙蒙的贴在那幅人脸上，孩子同样微笑着。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也不同。我恋着她，带着一种安静的心情，自自然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落过泪。同一年，为了一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岁半。

　　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开展了我许多生命的层面和见识，那本是教育的工作，却由一群军人无意中传授了给我。

　　十月十日过去了，军队要开回南部，也表示那张人脸从此是看不到了，军官会卷起她，带着回营。而我没有一丝想向他讨画的渴求，那幅最初对美的认知，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谁也拿不去了。

　　十二岁多一点，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了，仍上美术课，画的是静物：蜡做的水果。对于蜡做的东西，本身便欠缺一份真正水果的那份水分饱透而出的光泽和生命，是假的色和不自然的光，于是心里又对它产生了抗拒。也曾努力告诉自己——把水果想成是真的，看了想上去咬一大口的那种红苹果；用念力将蜡化掉，画出心中的水果来。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成，而对于做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字，写出“秋天的落叶如同舞倦了的蝴蝶”这样的句子，在作文簿上，得了个满堂红彩加上老师评语——“有写作潜能，当好自为之”的鼓励来。

　　实在热爱的仍是画，只因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于万一，才被逼去写作文的。这件事，爱画的心事，使得我虽然没有再热心去上美术课，却注意起画册来了。

　　我的二堂哥懋良，当时是与我父母同住的，因为大伯父与大伯母去了一阵香港。堂哥念师大附中时我尚在小学，只记得他在高中时，爱上了音乐，坚持不肯再上普通学校，并且当着我父亲——他叔叔的面前，将学生证撕掉，以示决心。大人当然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忧心忡忡的顺着他，他去了作曲老师萧而化那边，做了私人的学生。

　　我看的第一本画册，一巨册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卡索的平生杰作，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弹琴不上学的二哥给我看的东西。二哥和我，都是家中的老二，他是大房的，我是二房的。我们两匹黑羊，成了好朋友。看见毕卡索的画，惊为天人。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的一种生命，在他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而后期的陶艺里看出了一个又一个我心深处的生命之力和美。

　　过不久，我也休学了，步上二哥的后尘。休学后被带去看医生，医生测验我的智商，发现只得六十分，是接近低能儿童的那种。


　　我十三岁了，不知将来要做什么，心里忧闷而不能快乐。二哥说，他要成为一个作曲家——今天在维也纳的他，是一位作曲家。而我，也想有一个愿望，我对自己说：将来长大了，去做毕卡索的另外一个女人。急着怕他不能等，急着怕自己长不快。他在法国的那幢古堡被我由图片中看也看烂了，却不知怎么写信去告诉毕卡索，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急着要长到十八岁，请他留住，不要快死，直到我去献身给他。

　　这一生，由画册移情到画家身上，只有专情的对待过毕卡索。他本人造形也美，而且爱女人，这又令我欣赏。艺术家眼中的美女，是真美女。毕卡索画下的女人，个个深刻，是他看穿了她们的骨肉，才有的那种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美，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一种美。

　　可是人太小了。快长大的愿望不能由念力中使身材丰满，而我的心灵一直急着吸取一切能够使我更成熟的东西。回想起来，那些人为的间接人生体验，终因实际生活的直接经验太少，而无法自然结合，那是勉强不来的。急着长大，使我失落了今生无法再拾回的少女时代，虽说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倒也没有真的后悔过。

　　没有等到见到他，毕卡索死了。报上刊出一代巨星消失在今世的消息时，我的床畔早已有了另外许多许多画册，而且自己也开始在画画了。毕卡索的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教化，使我认知了艺术不死的真理，并没有为他的离世流下一滴眼泪。而我，由那时候开始，便没有想嫁艺术家了，一直再没有了这个念头。

　　许多年过去了，西柏林展出了毕卡索“性爱素描”的全部作品。我一趟一趟的去展览会场流连，方知性爱的极美可以达到画中的那个深度。那不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教给我唯一的感动，那又是毕卡索的另一次教化。今生再见一次惊心动魄，如同小学时操场上那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

　　过了又几年，西班牙巴塞隆纳城成立了“毕卡索美术馆”，我又去了那儿，在一幅又一幅名画真迹面前徘徊不舍。

　　回想一生对于美术的挚爱，心中浮上的却是国民学校小房间中那个女童的脸。我知毕卡索的灵魂正在美术馆中省视着我，而我，站在那一张张巨著之前，感激的却是那个动了怜悯之心带我去擦血的军官。如果不是当年他墙上的一幅画，如何能够进入更深的殿堂之门？我猜想，毕卡索如果知道这一故事，也是会动心的。那个军官和小女孩的故事。



紫衣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

　　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

　　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罗！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蓝球校队，打的是后卫。


蝴蝶的颜色 



　　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的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

　　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灯光十分暗淡，一题一题印在灰黄粗糙纸张上的小字，再倦也得当心，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有如蚕食桑叶般的充满着寂静的夜。

　　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只说：明天早晨来了再算帐，然后留下一大张算术回家去做，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那时候，因为当年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只有十岁半。

　　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

　　那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不说一句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而且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

　　有的时候，中午快速的吃完了便当，我便跑到学校角落边的一棵大树上去坐着，那棵树没有什么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丫可以踩着爬上去，坐在树荫里，可以远远的偷看老师的背影，看她慢慢的由办公室出来向教室走去。远看着老师，总比较安然。

　　老师常常穿着一种在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当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动时，美丽的线条便跟着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动，那时候，我也就跳下树枝，往教室跑去。

　　面对老师的时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视，可是明明显显的可以看到她鲜红的嘴唇还有胸前的一条金链子。在那种时候，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实相——高跟鞋、窄裙、花衬衫、卷曲的头发、口红、项链……。


　　上了省中，父母要我再一次回到小学向老师再一次道谢培育之恩，我去了，老师有些感触的摸摸我的头，拿出一本日记簿来送给我，她很认真而用心的在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几个正楷字，写的是：“陈平同学，前途光明。”

　　日子无论怎么慢慢的流逝总也过去了，有一天我发觉已经二十岁，二十岁的那一年，我有两双不同高度的细跟鞋，一支极淡的口红，一双小方格网状的丝袜，一头烫过的鬈发，一条镀金的项炼，好几只皮包，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唱机、和接近两千本藏书。不但如此，那时候，我去上了大学，有了朋友，仍在画画，同样日日夜夜的在念书，甚而最喜欢接近数学般的逻辑课，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初恋的滋味——。

　　想到小学老师赠给我的那几个字，它们终于在阳光下越变越鲜明起来。流去的种种，化为一群一群蝴蝶，虽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生命，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可是依然为着它的色彩目眩神迷，觉着生命所有的神秘与极美已在蜕变中张显了全部的答案。而许多彩色的蝶，正在纱帽山的谷底飞去又飞来。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的活了下来，只为了再生时蝴蝶的颜色。



说给自己听 



　　ＥＣＨＯ，又见你慢吞吞的下了深夜的飞机，闲闲的跨进自己的国门，步步从容的推着行李车，开开心心的环住总是又在喜极而泣的妈妈，我不禁因为你的神态安然，突而生出了一丝陌生的沧桑。

　　深夜的机场下着小雨，而你的笑声那么清脆，你将手掌圈成喇叭，在风里喊着弟弟的小名，追着他的车子跑了几步，自己一抬就抬起了大箱子，丢进行李厢。那个箱子里啊，仍是带来带去的旧衣服，你却说：“好多衣服呀！够穿整整一年了！”

　　便是这句话吧，说起来都是满满的喜悦。

　　好孩子，你变了。这份安稳明亮，叫人不能认识。长途飞行回来，讲了好多的话，等到全家人都已安睡，你仍不舍得休息，静悄悄的戴上了耳机要听音乐。

　　过了十四个小时，你醒来，发觉自己姿势未动，斜靠在床角的地上，头上仍然挂着耳机，便是那归国来第一夜的恬睡。没有梦，没有辗转，没有入睡的记忆，床头两粒安眠药动也没动。

　　这一个开始，总是好的。

　　既然你在如此安稳的世界里醒来，四周没有电话和人声，那么我想跟你讲讲话。趁着陈妈妈还没有发觉你已醒来，也没有拿食物来填你之前，我跟你说说话。毕竟，我们是不很有时间交谈的，尤其在台湾，是不是？

　　四周又有熟悉的雨声，淅沥沥的在你耳边落下，不要去看窗外邻居后巷的灰墙，那儿没有雨水。这是你的心理作用，回国，醒来。雨声便也来了。

　　我们不要去听雨，那只是冷气机的滴水声，它不会再滴湿你的枕头，真的不会了。

　　这次你回来。不是做客，这回不同，你是来住一年的。一年长不长？

　　可以很长，可以很短，你怕长还是怕短？我猜，你是怕长也是怕短，对不对？

　　这三年来，我们彼此逃避，不肯面对面的说说话，你跟每一个人说话，可是你不敢对我说。

　　你躲我，我便也走了，没有死缠着要找你。可是现在你刚刚从一场长长的睡眠里醒来，你的四肢、头脑都还不能动得灵活，那么我悄悄的对你说些话，只这么一次，以后就再不说了，好吗？

　　当然，这一年会是新的一年，全新的，虽然中秋节也没有过去，可是我们当这个秋天是新年，你说好不好？

　　你不说话，三年前，你是在一个皓月当空的中秋节死掉的。这，我也没有忘记，我们从此最怕的就是海上的秋月。现在，我却跟你讲：“让我们来过新年，秋天的新年好凉快，都不再热了，还有什么不快活的？”

　　相信我，我跟你一样死去活来过，不只是你，是我，也是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人生。虽然我们和别人际遇不同，感受各异，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爱的能力和生命力也不能完全相同的衡量，可是我们都过下来了，不只是你我，而是大家，所有的人类。


　　我们经历了过去，却不知道将来，因为不知，生命益发显得神奇而美丽。

　　不要问我将来的事情吧！请你，ＥＣＨＯ，将一切交付给自然。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

　　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

　　ＥＣＨＯ，我们不放弃任何事情，包括记忆。你知道，我从来不望你埋葬过去，事实上过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丛生命里割舍，我们的今天，包括一个眼神在内，都不是过去重重叠叠的生命造成的影子吗？

　　说到这儿，你对我笑了，笑得那么沉稳，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你什么也没有想，你只是从一场筋疲力尽的休息中醒来，于是，你笑了，看上去有些暧昧的那种笑。

　　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你愿意真正的从头再来过，诚诚恳恳的再活一次，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已从过去里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而不是遗忘过去——现在，是你在说了，你笑着对我说，伤心，是可以分期摊还的，假如你一次负担不了。

　　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残忍一点，不能纵容自己的伤心。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深爱的人残忍一点，将对他们的爱、责任、记忆搁置。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我们有义务要肩负对自己生命的责任。

　　这责任的第一要素，ＥＣＨＯ，是生的喜悦。喜悦，喜悦再喜悦。走了这一步，再去挑别的责任吧！

　　我相信，燃烧一个人的灵魂的，正是对生命的爱，那是至死方休。

　　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对生命的狂爱的极限，极限不是由我们决定的，都是由生活经验中不断的试探中提取得来的认识。

　　如果你不爱生命，不看重自己，那么这一切的生机，也便不来了，ＥＣＨＯ，你懂得吗？

　　相信生活和时间吧！时间如果能够拿走痛苦，那么我们不必有罪恶感，更不必觉得羞耻，就让它拿吧！拿不走的，自然根生心中，不必勉强。

　　生活是好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前面总会另有一番不同的风光。

　　让我悄悄的告诉你，ＥＣＨＯ，世上的人喜欢看悲剧，可是他们也只是看戏而已，如果你的悲剧变成了真的，他们不但看不下去，还要向你丢汽水瓶呢。你聪明的话，将那片幕落下来，不要给人看了，连一根头发都不要给人看，更不要说别的东西。

　　那你不如在幕后也不必流泪了，因为你也不演给自己看，好吗？

　　虽然，这许多年来。我对你并不很了解，可是我总认为，你是一个有着深厚潜质的人，这一点，想来你比我更明白。

　　可是，潜质并不保证你以后一定能走过所有的磨难，更可怕的是，你才走了半生。

　　在我们过去的感受中，在第一时间发生的事件，你不是都以为，那是自己痛苦的极限，再苦不能了。

　　然后，又来了第二次，你又以为，这已是人生的尽头，这一次伤得更重。是的，你一次又一次的创伤，其实都仰赖了时间来治疗，虽然你用的时间的确是一次比一次长，可是你好了，活过来了。

　　医好之后，你成了一个新的人，来时的路，没有法子回头，可是将来的路，却不知不觉走了出去。这一切，都是功课，也都是公平的。

　　可是，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

　　你为什么要做过去的你？上一秒钟的你难道还会是这一秒钟的你吗？只问问你不断在身体里死去的细胞吧！

　　每一次的重生，便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装备比先前那个软壳子更好，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会更大。

　　也许我这么说，听起来令人心悸，很难想象难道以后还要经历更大的打击。ＥＣＨＯ，你听我这么说，只是一样无声的笑着，你长大了很多，你懂了，也等待了，也预备了，也坦然无惧了，是不是？

　　这是新的一年，你面对的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是你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国，ＥＣＨＯ，不要太大意，中国是复杂的。你说，你能应付，你懂化解，你不生气，你不失望。可是，不要忘了，你爱它，这便是你的致命伤，你爱的东西，人，家，国，都是叫你容易受伤的，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一点不肯设防。


　　每一次的回国，你在超额的张力里挣扎，不肯拿出保护自己的手段做真正的你，那个简简单单的你。

　　你感恩，你念旧，你在国内的柔弱，正因你不能忘记曾经在你身边伸出来过的无尽的同情和关爱的手，你期望自己粉身碎骨去回报这些恩情，到头来，你忘了，你也只是血肉之躯，一个人，在爱的回报上，是有极限的，而你的爱，却不够化做所有的莲花。

　　ＥＣＨＯ，你的中文名字不是给得很好，父亲叫你——平，你不爱这个字，你今日看出，你其实便是这一个字。那么适合的名字，你便安然接受吧！包括无可回报的情在内，就让它交给天地替你去回报，自己，尽力而为，不再强求了，请求你。

　　我知道你应该是越走越稳的，就如其他的人一样，我不敢期望帮上你什么忙，我相信你对生命的需求绝对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你要的，只是一份信心的支援，让你在将来也不见得平稳的山路上，走得略微容易一点罢了。

　　你醒在这儿，沉静的醒着，连眼睛都没有动，在你的身边，是书桌，书桌上，有一架电话——那个你最怕的东西，电话的旁边，是两大袋邮件，是你离国之前存下来未拆的信件。这些东西，在你完全醒来，投入生活的第一日开始，便要成为你的一部份，永远压在你的肩上。

　　也是这些，使你无法快乐，使你一而再、再而三，因此远走高飞。

　　孩子，你忘了一句话，起码你回中国来便忘了这句话：坚持自己该做的固然叫做勇气，坚持自己不该做的，同样也是勇气。除了一份真诚的社会感之外，你没有理由为了害怕伤害别人的心灵而付出太多，你其实也小看了别人，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受到伤害的，因为他们比你强。ＥＣＨＯ，常常，你因为不能满足身边所有爱你的人对你提出的要求而沮丧，却忘了你自己最大的课题是生活。

　　虽说，你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适当的时候影响了你。而你藉着这个媒介，也让身边的人从你那儿汲取了他们的想望和需要，可是你又忘了一句话——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对于别人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份暗示，一份小小的启发，在某种情况下丰富了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越权代办别人的生命——即使他人如此要求，也是不能在善意的前提下去帮忙的，那不好，对你不好，对他人也不好的。ＥＣＨＯ，说到这儿，妈妈的脚步声近了，你回国定居的第一年的第一天也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多，让我快快的对你讲完。

　　许多人的一生，所做的其实便是不断修葺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在修补之外，尚且有机会重新缔造自己，生命就更加有趣了，你说是不是？

　　有时候让自己奢侈一下，集中精神不为别人的要求活几天，先打好自己的基础，再去发现别人，珍惜自己的有用之身，有一天你能做的会比现在多得多。

　　而且，不是刻意的。

爱和信任 



　　每次回国，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

　　其实，外在的压力事实上并不大会于扰到内心真正的那份自在和空白，是可以二分的。

　　最怕的人，是母亲。

　　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国，单独上街去的时候，母亲追了出来，一再的叮咛着：“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要停步，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被她烦死了，跑着逃掉，口里还在悄悄的顶嘴，怪她不肯信任我。可是当我真的停在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眼泪却夺眶而出。“妈妈，我不是不会，我爱你，你看，我不是停步了。”

　　最近，又回国了，母亲要我签名送书给亲戚们，我顺从的开始写，她又在旁边讲：“余玉云姐姐的玉字，是贾宝玉的玉，你要称她姐姐，因为我们太爱这位正直、敬业的朋友。不要写错了，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的玉，斜玉边字加一个点，不要错了——”那时，我忍下了，因为她永远不相信我会写这个玉字，我心里十分不耐，可是不再顶嘴。

　　我回国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吃鱼，母亲怕我被刺卡住。穿衣，她在一旁指点。万一心情好，多吃了一些，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挤忙不堪的时候内，要我同时答话，同时扳开口腔，将呛死人的胃药粉，人参粉和维他命，加上一杯开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结果人呛得半死，她心安理得的走开。电话的对方，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每一度的决心再离开父母，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而我不反抗，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母亲化解了我已独自担当的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她不相信我对人生的体验。在某些方面，其实做孩子的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而更苍凉。无论如何说，固执的母爱，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母亲胜了，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

　　我想了又想，这件家庭的悲喜剧，只有开诚布公的与父母公开谈论，请他们信任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这件事，双方说得坦诚，也同意万一我回国定居，可能搬出去住，保持距离，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在别的家庭中，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甚而加上不幸罪名的叛逆者，幸而父母开明，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乐意回国定居，可是母亲突然又说：“那么你搬出去我隔几天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不吃我不安心。”又说：“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不许透露地址，他们纠缠你，我们如何来救，你会应付吗？”

　　十七年离家，自爱自重，也懂得保护自己，分别善恶和虚伪，可是，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绝对不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人世的复杂。虽然品格和教养是已慢慢在建立，可是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他的金钱，借出去了，大半有去无还，还不敢开口向人讨回，这使他的律师公费，常常是年节时送来一些水果，便解决了他日夜伏案的辛劳。有一次，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公费便不提了，当事人走时，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然后开西瓜叫我们吃。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他居然一笑置之，说这是意外的收入，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过河拆桥，反脸不认，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我不去向他反覆噜苏，因为没有权利，因为我信任他，不会让我们冻饿。可是，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千元以上的衣服时，他又反过来拚命讲道理我听，说我太节省，衣着太陈旧，有失运用金钱的能力，太刻苦，所谓刻薄自己也。

　　其实，名、利、衣、食，和行，在我都不看重。只有在住的环境上，稍稍奢侈。渴望一片蓝天，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没有电话的设备，新鲜的空气，便是安宁的余生，可是，这样的条件，在台湾，又岂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