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颖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