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前】
我现在的心态是浅浅的自卑，因为我这几天所做的这些事，其实早就有人做过，不仅做过，还做的很好，这未免让我觉得有点失望。这篇文章，究竟还要不要写下去？我有点明白鸡肋的含义。
我总觉得自己要继续。很佩服那些前辈们，他们对于金庸武侠的研究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很多我想过的东西，他们已经早有论述，而还有太多的东西，是我闻所未闻的。很感谢他们，但我也要继续，因为很简单，这其中需要继续，而继续的，也绝不止我一个。
想通了这一点，我化自卑为动力：继承先贤，发人未发。

【正文】
其实我最想考的，是《笑傲江湖》的年代背景，最初的年代考证也便始自那部。但考证的结尾，是归结到这部《天龙》上来，毕竟，这算是金庸小说中年代最早的，当然，《越女剑》除外，一来它是短篇，二来年代背景较为明确，三来它和其它的小说的距离也甚远，因此忽略不计。考证《天》的年代，对于剩下的作品的年代考证，具有极大的意义。

武侠小说向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历史为背景的，像《水浒传》，《三侠五义》以及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虽然不完全合于历史，尤其是史实，但终归没有摆脱历史的影子；另一种便是完全脱离历史的，以古龙的作品为代表。当然，是否借助于历史，不是判断作品为武侠小说的根本要素，而这两种武侠，也自然没有硬性的高下之分。
以历史为背景的武侠，自然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利用历史，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中的情节和史实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梁羽生和金庸是各有不同的。简单的说来，梁羽生是“因史而事”，他很少背离历史，所构思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是嵌入历史，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下，虚构自己的故事；而金庸是“因事而史”，他是真正在“利用”历史，他为了自己的人物和情节的需要，有时竟是更改历史。同样，对这两种方式也不可以片面的理解，不能因为金庸的小说更好，就认为金庸的这种做法优于梁羽生的。

金庸的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的考证是大不利的。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考证的必要性。既然作者都已经摆明只是“利用”历史，甚至是混淆历史，那这种考证，不正是一种讽刺么？
不然。这其间还是有区别的。这就要具体的看待金庸的“因事而史”。以《天》为例，这部小说还是有它的大环境的，比如其时当是北宋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左右），大理国保定帝末年，以及是西夏崇宗李乾顺的“天佑民安”年间。虽然具体的年代不能确定，但这个范围还是可以划定的。而书中明显不合史实的，当是萧峰助辽主耶律洪基平定叛乱那一节。耶律洪基史称道宗，1055年即位，直到1101年驾崩，在位47年，而他即位时已有24岁，他碰上萧峰是大有可能的，但那时他肯定不会只有44岁（他和萧峰结拜时大萧峰13岁）左右。而辽国内乱也史有其事，不过是在1063年。但是，金庸信手拈来，不露痕迹，萧峰平定叛乱也煞有介事，于理大有可能，这才是最令人佩服的，而这，才恰恰是真正的“因事而史”。它和我们对年代背景的考证，是不矛盾的。当然，在考证中，我们也要找出那些“因事而史”的故事，不要让它们迷惑我们的视线。

【一】开始月份
考证当然要回到小说中去，这是最基本的。首先是确定书中故事的时间，过程和长度；和史实无关，只看故事。
首先要确定《天》开始的月份。有人认为是秋季，原因是“拈花寺里的景象是黄叶飘落，考虑到大理气候偏暖，应是秋冬季，”但我不认可，我以为是春季，且是一月。书中有一句话明显的显示了时间，是：“这时正是三月天气，杏花夹径，绿柳垂湖，暖洋洋的春风吹在身上，当真是醺醺欲醉。”此时是段誉初到江南姑苏，而他被鸠摩智从大理挟持到姑苏，“这般走了十余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国境。。。。。。。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前后亦不过一个多月；而之前的无量宫比剑，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因为比剑是决定两宗未来五年的归属，在年初比武的可能性最大，而段誉经逢此事，先是一个“七日断肠散”，然后便是木婉清的“等候七日”，时间故事都是紧挨着；至于段誉于某月廿七晚被擒入万劫谷，这月也当正为一月。然后段誉便为鸠摩智所擒至江南，费时一月有余，于时间上计算，恰恰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