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前两年，给我一只小提箱，里面装着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本。他用一贯的玩笑、嘲弄的口气对我说，他希望我在他走之后———也就是他死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阅读。
“你只要看看”。他表情有点窘迫地说，“看看里面有没有你能用得上的东西。也许我死之后，你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些来发表。”
那时我们在书房里———那里是书的海洋。父亲像一个渴望摆脱令人厌烦的负担的人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地方放手提箱，最后他把它轻轻放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我们一定都不会忘记那一刻的不自在。但是事过境迁，我们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中，心情轻松地生活着，老是互相开玩笑，嘲笑对方，都很轻松。我们像以前一样交谈，谈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谈土耳其无休无止的政治动乱，谈父亲总是失败的买卖事业，没有感到很悲伤。
记得在父亲离开后的好几天里，我走来走去，总是要经过提箱，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它。这个小小的手提箱，于我已经不陌生了。我熟悉它的锁和圆形边角。父亲短途旅行时总是带着它，有时候上班还用它来装文件。记得小的时候，每次父亲旅行归来，我总要打开这个小提箱，翻他的东西，闻闻里面的古龙香水的气味，看看那些具有异国风情的东西。这个小提箱是我熟识的朋友，看着它很容易让我想起童年，想起过去，但现在我甚至不能触摸它。这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因为里面所装东西的神秘的分量。
我抚摸着父亲的提箱，却无法促使自己去把它打开，但我知道一些笔记本里写了什么。我曾经看到父亲在其中的几本上面写过东西。我不是第一次听说小提箱沉重的分量。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他年轻时，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曾经想成为一位伊斯坦布尔诗人，还把瓦莱里的作品翻译成了土耳其语。但他不愿意过那种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写诗，却几乎没有读者来欣赏。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富有的生意人；父亲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过着舒坦的生活，他不想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各种苦难。
作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成年累月，很有耐心地努力发掘自己身上存在着的第二个人和造就了他们的这个世界：当我说起写作，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坐在书桌前，在自我反省；在房间的背光处，他用文字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写作就是一个人完全让自己归隐，并耐心、执著地研究人们进入的世界，把内心的自省转化为文字。当我日复一日、成年累月地坐在书桌前，慢慢地把新的文字写到空白的纸上，我感觉自己似乎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似乎在变成我心里的另外一个人。然而一些人以同样的方式，用一块块石头会建造出一座桥梁，一个穹顶。我们这些作家用的“石头”是文字。如果我们把这些“石头”握在手心里，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一会儿在远处观察，一会儿用手指或笔尖“抚摸”它们，进行斟酌，调换顺序，耐心而又充满希望地不断坚持，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父亲有一个相当大的书库，总计约1500册书，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已经很多了。我22岁时，也许还没有把它们都看一遍，但我对每本书都很熟悉———我知道哪些书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但却简单易读，哪些是古典文学，哪些书对教育来说至关重要，哪些书是对当地历史的易被忘记却逗笑的描述，父亲对哪些法国作家评价很高。
我觉得父亲读小说是为了逃避生活，逃往西方———这跟我后来的做法一样。或者在那些日子里，书是我们随手拿起的、又可以让我们脱离自己文化的东西。我们发现自己的文化是不够完整的。我们不只是通过阅读离开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去西方旅游———也可以通过写作来实现。父亲去了巴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那些笔记本上写东西，然后把他的作品带回土耳其。
事实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过像我一样地生活，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生活吵架。他的生活是成天快乐地和朋友、亲人一起欢笑。但是我部分地知道，我也可以说，与其是“生气”倒不如说是“嫉妒”；“嫉妒”这个词也更为准确；而这也让我不安。我用一贯的轻蔑、生气的语气问自己：什么是快乐？快乐的人会想到我在那个单独的房间过着别人难以理解的生活吗？快乐就是在社会上过着舒适的生活，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同样的东西，或者像你一样采取行动？秘密地进行写作来度过人生———同时让人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的一切相协调———这是幸福或是不幸福呢？但这些都是会让人发怒的问题。我是从何处得到这个想法：美好生活的标准是快乐？光凭这一点可以证明：如果对立面是对的，我们会努力去发现这个事实吗？毕竟，父亲从家里出走了很多次———我了解他多少呢，怎么能够说我理解他的不安呢？
“你只要看看”。他表情有点窘迫地说，“看看里面有没有你能用得上的东西。也许我死之后，你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些来发表。”
那时我们在书房里———那里是书的海洋。父亲像一个渴望摆脱令人厌烦的负担的人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地方放手提箱，最后他把它轻轻放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我们一定都不会忘记那一刻的不自在。但是事过境迁，我们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中，心情轻松地生活着，老是互相开玩笑，嘲笑对方，都很轻松。我们像以前一样交谈，谈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谈土耳其无休无止的政治动乱，谈父亲总是失败的买卖事业，没有感到很悲伤。
记得在父亲离开后的好几天里，我走来走去，总是要经过提箱，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它。这个小小的手提箱，于我已经不陌生了。我熟悉它的锁和圆形边角。父亲短途旅行时总是带着它，有时候上班还用它来装文件。记得小的时候，每次父亲旅行归来，我总要打开这个小提箱，翻他的东西，闻闻里面的古龙香水的气味，看看那些具有异国风情的东西。这个小提箱是我熟识的朋友，看着它很容易让我想起童年，想起过去，但现在我甚至不能触摸它。这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因为里面所装东西的神秘的分量。
我抚摸着父亲的提箱，却无法促使自己去把它打开，但我知道一些笔记本里写了什么。我曾经看到父亲在其中的几本上面写过东西。我不是第一次听说小提箱沉重的分量。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他年轻时，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曾经想成为一位伊斯坦布尔诗人，还把瓦莱里的作品翻译成了土耳其语。但他不愿意过那种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写诗，却几乎没有读者来欣赏。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富有的生意人；父亲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过着舒坦的生活，他不想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各种苦难。
作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成年累月，很有耐心地努力发掘自己身上存在着的第二个人和造就了他们的这个世界：当我说起写作，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坐在书桌前，在自我反省；在房间的背光处，他用文字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写作就是一个人完全让自己归隐，并耐心、执著地研究人们进入的世界，把内心的自省转化为文字。当我日复一日、成年累月地坐在书桌前，慢慢地把新的文字写到空白的纸上，我感觉自己似乎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似乎在变成我心里的另外一个人。然而一些人以同样的方式，用一块块石头会建造出一座桥梁，一个穹顶。我们这些作家用的“石头”是文字。如果我们把这些“石头”握在手心里，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一会儿在远处观察，一会儿用手指或笔尖“抚摸”它们，进行斟酌，调换顺序，耐心而又充满希望地不断坚持，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父亲有一个相当大的书库，总计约1500册书，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已经很多了。我22岁时，也许还没有把它们都看一遍，但我对每本书都很熟悉———我知道哪些书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但却简单易读，哪些是古典文学，哪些书对教育来说至关重要，哪些书是对当地历史的易被忘记却逗笑的描述，父亲对哪些法国作家评价很高。
我觉得父亲读小说是为了逃避生活，逃往西方———这跟我后来的做法一样。或者在那些日子里，书是我们随手拿起的、又可以让我们脱离自己文化的东西。我们发现自己的文化是不够完整的。我们不只是通过阅读离开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去西方旅游———也可以通过写作来实现。父亲去了巴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那些笔记本上写东西，然后把他的作品带回土耳其。
事实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过像我一样地生活，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生活吵架。他的生活是成天快乐地和朋友、亲人一起欢笑。但是我部分地知道，我也可以说，与其是“生气”倒不如说是“嫉妒”；“嫉妒”这个词也更为准确；而这也让我不安。我用一贯的轻蔑、生气的语气问自己：什么是快乐？快乐的人会想到我在那个单独的房间过着别人难以理解的生活吗？快乐就是在社会上过着舒适的生活，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同样的东西，或者像你一样采取行动？秘密地进行写作来度过人生———同时让人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的一切相协调———这是幸福或是不幸福呢？但这些都是会让人发怒的问题。我是从何处得到这个想法：美好生活的标准是快乐？光凭这一点可以证明：如果对立面是对的，我们会努力去发现这个事实吗？毕竟，父亲从家里出走了很多次———我了解他多少呢，怎么能够说我理解他的不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