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邦最疯狂的世纪,同样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人类重新同到了大地,放眼一点一滴的改造。
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意创笔随,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上消灭。既然《死亡笔记》是在批判权力,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
比如,在《第七封印》这样的作品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
“死亡通知”
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这似乎也是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死亡笔记本”的主要功用。
也有人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漫画《死亡笔记》和孩子们手中的死亡笔记本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诅咒的道具。有关方面的判断是:“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一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
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另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潮。
然而,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影响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当然,分级的条件是我国合法引进了《死亡笔记》,而非目前的非法也即盗版状态。人们并不反对对“非法出版物”的查缴。
但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虽然中日两国传统对“死亡”的理解有差异,但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差异真的这么大?相关行为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贞洁城堡”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
“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个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15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堡垒”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文化与价值被包办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
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的绝对隔离。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