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作考证，那就先上史料：
《旧唐书·李智云传》：（李智云）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
《新唐书·李智云传》：（李智云）隋大业末，从建成寓河东。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
《旧唐书·隐太子传》：义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与巢王元吉，间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
《新唐书·隐太子传》：大体同《旧唐书》，多“隋人购之甚急”一句。
《旧唐书·高祖本纪》：（大业）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的、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威、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晋祠，将为不利。晋阳乡长刘世龙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阴为之备。五月甲子，高祖与威、君雅视事，太宗密严兵于外，以备非常。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即斩之以徇，遂起义兵。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大业十三年）三月丁卯（十七日），武周南破楼烦郡，进据汾源宫。……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为人清恕，令与晋阳宫监裴寂相知检校仓粮，赈给军户口。高君雅尝守高阳，得无失脱，遣巡行城池及捍御器械。以兵马铠仗，战守事机，召募劝赏，军民征发，皆须决于帝。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所在影赴。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兵司总帐以闻，请安营处。帝指兴国寺曰：“勤王之师，不谋而至，此其兴国者焉。宜于此寺安处。”恐威、雅猜觉，亦不之阅问。私谓秦王等曰：“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师都又杀郡官而称天子。……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国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义宁元年）帝以渊及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渊大惧……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曰：“然则当先集兵。”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附集，旬日间近万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柴绍于长安。……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吏执智云送长安，杀之。建成、元吉遇柴绍于道，与之偕行。……六月己卯，建成等至晋阳。
《旧唐书·柴绍传》：义旗建，绍自京间趣太原。时建成、元吉自河东往，会于道，建成谋于绍曰：“追书甚急，恐已起事。隋郡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绍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建成从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义，于是相贺，以绍之计为得。
按，建成至晋阳拜左领军大都督、陇西郡公，为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时李渊已任太原留守数月，故李智云当时应是“从建成寓河东”，新《书》是。
河东，隋开皇十六年（596）分蒲坂县置。治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属蒲州。大业中为河东郡治。
由《旧唐书高祖本纪》、《资治通鉴》、《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李渊斩高君雅、王威起兵，是在五月甲子（十五）日，而遣使密召建成、元吉、柴绍等，乃在距此一个多月以前。具体来说，应该是三月丁卯（十七日），刘武周破楼烦郡之后的十天左右，亦即三月二十七日。
隋大业十二年的下半年，高祖北定突厥，又击败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肃清了山西境内，河东与晋阳相距不甚远（河东在晋南，晋阳在晋中），建成等收到李渊的召令，最多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自可以准备妥当后从容起身。而隋廷大肆悬赏捉拿李渊的家人，必定在其公然起兵，亦即五月十五日以后。《旧唐书·柴绍传》中记，时太子一行已在半路，才闻知高祖起兵的。就连《旧唐书李智云传》中也说，太子走晋阳为“义师将起”之时。因此，建成既无必要也无理由将智云弃于河东不顾。故《新唐书李智云传》仅云“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而不言“建成弃之”，《通鉴》失考。
据两《唐书》，高祖共有子二十二人，女十九人。除李玄霸早死，李智云在高祖诸子中排行第四。高祖起兵时年已五十二，其余十七子和十来个女儿不可能尽在此后出生。况且史有明载，武德三年高祖册封其子李元景为赵王、李元昌为鲁王、李元亨为酆王，这说明他们当时已长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可能是四岁以下的幼儿。另据《旧唐书高祖本纪》、《大唐创业起居注》，李渊往晋阳赴任时身边仅带了李世民一子，则其余的妻妾儿女当时必从太子居于河东。《新唐书隐太子传》云：“（高祖）留建成护家”。是高祖留太子于河东，除了要他“潜结英俊”，发展实力外，还有就是要他负起在乱世中保护家人的责任。所以当时必定还有年龄更小的弟妹同行，若以稚弱累赘为理由，何以不弃他们，却单单只弃当时年已十四而且武功不错的李智云？（《新唐书李智云传》：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诠。善射，工书、弈。）这是说不通的。
此外依情理推测，李渊之本意，也必定是要等家人平安到达以后再行举事的。此由《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高祖对李世民所说的话：“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等等可证。之所以提前发难，正如史书所载，乃因其图谋被高君雅、王威窥破，不得不先发制人耳。讽刺的是，两《唐书》中都说，李世民跟随高祖在晋阳时，拼命鼓动高祖起兵，丝毫没有提到他有顾及到他的哥哥与其他在河东的亲人的安危，这与两《唐书》其他篇章中竭力塑造的李世民忠孝仁义智勇俱全的形象南辕北辙。如果《实录》的作者非要我们相信晋阳起兵是出于李世民的策动之功，我们那就必须同时承认李世民冷酷无情的为人。退一步说，即使李智云被害的原委果如《旧唐书李智云传》、《资治通鉴》所载，那祸首也非太子，而是这个野心勃勃、自私冷酷的二哥。可见《实录》只顾给李世民堆砌功劳，却忘了最起码的逻辑和情理。
这些事实确定下来之后，再看《旧唐书·柴绍传》的记载，那漏洞就如筛子一般。首先，所谓“义旗建”，肯定是在五月十五日高祖斩高君雅、王威，与隋廷公然决裂以后的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记：“义旗起自发引四十八日”。高祖正式发兵是在七月四日，往前推四十八日，所谓“义旗起”日正为五月十五。在此之前，李渊虽然潜作准备，并不敢太露行迹，何得云“建义旗”？其次，柴绍之往晋阳，明明是受高祖的密召（见《资治通鉴》），在此却一字不提。如果李渊既没有公然起义，又没有派人召唤，那柴绍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跑去晋阳？难道他有千里眼、顺风耳？不要忘记，当时隋廷正密切监视李渊的动静，柴绍在长安为官，如有异动，正犯着隋廷的忌讳，不是受召，焉敢如此。第三，只记柴绍路遇建成、元吉却不提同行的其他人，则《实录》的作者已考虑到，如要把李智云之死归罪于太子，就断不能提其他的同行之人，否则，千载之下，读者必要发问，同行者既如此多，何以太子单单要把智云弃之不顾呢？绝难自圆其说。第四、建成对柴绍说：“追书甚急，恐已起事。”这句话更是胡扯。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弟，又是当时隋廷的重臣，虽然炀帝对他颇有猜忌，李渊若不起事，隋廷好端端地怎会下书捉拿他的家人？这不是逼他造反吗？第五，当时隋廷既还没有下旨追捕李渊的家人，那么所记太子因追捕甚急而欲“从贼”的话，就纯属无中生有的诬谤之辞了。第六，入雀鼠谷在前，闻起兵在后。隋廷当时既还没有下书捉拿李渊的家人，他们为何要弃康庄大道而入雀鼠谷那样的凶险之途？由此可见，《柴绍传》的这段记载，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捏造出来的，处处抵牾，无一经得起推敲。
由“隋人购之甚急”可知，李渊起事后，太子等人的路途顿时变得凶险起来，不得不弃正道，入雀鼠谷，溯汾水而上，往趣晋阳。按《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二：“雀鼠谷（介休）县西南二十里。《水经注》：汾水南过冠爵津，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皆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带山阜，下临绝涧，俗谓之鲁般桥。盖古之津隘，今之地险也。”路既难走，追捕又急，所以迁延至五月己卯日才到晋阳。（《通鉴》、《大唐创业起居注》皆记太子到晋阳时为六月己卯。按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无己卯日，六月当为五月之误，即五月三十日，时在高祖起兵后十五日。）而智云之被执，实际情形如何，已不可知。不过极有可能是个意外，建成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否则，若“欲彰其恶”，只需直录其事即可，何须另起炉灶煞费苦心地编出这样一篇漏洞百出的谎话？因此，《旧唐书李智云传》所云“（太子）以智云年小，委而去之”的话，实为诬谤之辞。
前文已经说明，高祖提前起兵，乃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为，但起兵的同时，也就是将太子与家人推入极危险的境地了。故在其后的十几天内，想必是日夜悬心、担忧不已的。后见他们能够平安到来，自然“大喜”。史料中也无李渊因智云之事责怪太子的记载（若有，正可以拿来表明高祖对太子早有不满，按照《实录》的写作思路和对史料的取舍标准，是一定会采录的，两《唐书》、《通鉴》等史书不会一字不提），这从侧面可以证明，在这件事上，太子并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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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李智云传》：（李智云）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
《新唐书·李智云传》：（李智云）隋大业末，从建成寓河东。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
《旧唐书·隐太子传》：义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与巢王元吉，间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
《新唐书·隐太子传》：大体同《旧唐书》，多“隋人购之甚急”一句。
《旧唐书·高祖本纪》：（大业）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的、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威、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晋祠，将为不利。晋阳乡长刘世龙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阴为之备。五月甲子，高祖与威、君雅视事，太宗密严兵于外，以备非常。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即斩之以徇，遂起义兵。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大业十三年）三月丁卯（十七日），武周南破楼烦郡，进据汾源宫。……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为人清恕，令与晋阳宫监裴寂相知检校仓粮，赈给军户口。高君雅尝守高阳，得无失脱，遣巡行城池及捍御器械。以兵马铠仗，战守事机，召募劝赏，军民征发，皆须决于帝。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所在影赴。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兵司总帐以闻，请安营处。帝指兴国寺曰：“勤王之师，不谋而至，此其兴国者焉。宜于此寺安处。”恐威、雅猜觉，亦不之阅问。私谓秦王等曰：“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师都又杀郡官而称天子。……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国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义宁元年）帝以渊及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渊大惧……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曰：“然则当先集兵。”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附集，旬日间近万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柴绍于长安。……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吏执智云送长安，杀之。建成、元吉遇柴绍于道，与之偕行。……六月己卯，建成等至晋阳。
《旧唐书·柴绍传》：义旗建，绍自京间趣太原。时建成、元吉自河东往，会于道，建成谋于绍曰：“追书甚急，恐已起事。隋郡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绍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建成从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义，于是相贺，以绍之计为得。
按，建成至晋阳拜左领军大都督、陇西郡公，为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时李渊已任太原留守数月，故李智云当时应是“从建成寓河东”，新《书》是。
河东，隋开皇十六年（596）分蒲坂县置。治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属蒲州。大业中为河东郡治。
由《旧唐书高祖本纪》、《资治通鉴》、《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李渊斩高君雅、王威起兵，是在五月甲子（十五）日，而遣使密召建成、元吉、柴绍等，乃在距此一个多月以前。具体来说，应该是三月丁卯（十七日），刘武周破楼烦郡之后的十天左右，亦即三月二十七日。
隋大业十二年的下半年，高祖北定突厥，又击败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肃清了山西境内，河东与晋阳相距不甚远（河东在晋南，晋阳在晋中），建成等收到李渊的召令，最多在三月底或四月初，自可以准备妥当后从容起身。而隋廷大肆悬赏捉拿李渊的家人，必定在其公然起兵，亦即五月十五日以后。《旧唐书·柴绍传》中记，时太子一行已在半路，才闻知高祖起兵的。就连《旧唐书李智云传》中也说，太子走晋阳为“义师将起”之时。因此，建成既无必要也无理由将智云弃于河东不顾。故《新唐书李智云传》仅云“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而不言“建成弃之”，《通鉴》失考。
据两《唐书》，高祖共有子二十二人，女十九人。除李玄霸早死，李智云在高祖诸子中排行第四。高祖起兵时年已五十二，其余十七子和十来个女儿不可能尽在此后出生。况且史有明载，武德三年高祖册封其子李元景为赵王、李元昌为鲁王、李元亨为酆王，这说明他们当时已长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可能是四岁以下的幼儿。另据《旧唐书高祖本纪》、《大唐创业起居注》，李渊往晋阳赴任时身边仅带了李世民一子，则其余的妻妾儿女当时必从太子居于河东。《新唐书隐太子传》云：“（高祖）留建成护家”。是高祖留太子于河东，除了要他“潜结英俊”，发展实力外，还有就是要他负起在乱世中保护家人的责任。所以当时必定还有年龄更小的弟妹同行，若以稚弱累赘为理由，何以不弃他们，却单单只弃当时年已十四而且武功不错的李智云？（《新唐书李智云传》：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诠。善射，工书、弈。）这是说不通的。
此外依情理推测，李渊之本意，也必定是要等家人平安到达以后再行举事的。此由《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高祖对李世民所说的话：“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等等可证。之所以提前发难，正如史书所载，乃因其图谋被高君雅、王威窥破，不得不先发制人耳。讽刺的是，两《唐书》中都说，李世民跟随高祖在晋阳时，拼命鼓动高祖起兵，丝毫没有提到他有顾及到他的哥哥与其他在河东的亲人的安危，这与两《唐书》其他篇章中竭力塑造的李世民忠孝仁义智勇俱全的形象南辕北辙。如果《实录》的作者非要我们相信晋阳起兵是出于李世民的策动之功，我们那就必须同时承认李世民冷酷无情的为人。退一步说，即使李智云被害的原委果如《旧唐书李智云传》、《资治通鉴》所载，那祸首也非太子，而是这个野心勃勃、自私冷酷的二哥。可见《实录》只顾给李世民堆砌功劳，却忘了最起码的逻辑和情理。
这些事实确定下来之后，再看《旧唐书·柴绍传》的记载，那漏洞就如筛子一般。首先，所谓“义旗建”，肯定是在五月十五日高祖斩高君雅、王威，与隋廷公然决裂以后的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记：“义旗起自发引四十八日”。高祖正式发兵是在七月四日，往前推四十八日，所谓“义旗起”日正为五月十五。在此之前，李渊虽然潜作准备，并不敢太露行迹，何得云“建义旗”？其次，柴绍之往晋阳，明明是受高祖的密召（见《资治通鉴》），在此却一字不提。如果李渊既没有公然起义，又没有派人召唤，那柴绍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跑去晋阳？难道他有千里眼、顺风耳？不要忘记，当时隋廷正密切监视李渊的动静，柴绍在长安为官，如有异动，正犯着隋廷的忌讳，不是受召，焉敢如此。第三，只记柴绍路遇建成、元吉却不提同行的其他人，则《实录》的作者已考虑到，如要把李智云之死归罪于太子，就断不能提其他的同行之人，否则，千载之下，读者必要发问，同行者既如此多，何以太子单单要把智云弃之不顾呢？绝难自圆其说。第四、建成对柴绍说：“追书甚急，恐已起事。”这句话更是胡扯。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弟，又是当时隋廷的重臣，虽然炀帝对他颇有猜忌，李渊若不起事，隋廷好端端地怎会下书捉拿他的家人？这不是逼他造反吗？第五，当时隋廷既还没有下旨追捕李渊的家人，那么所记太子因追捕甚急而欲“从贼”的话，就纯属无中生有的诬谤之辞了。第六，入雀鼠谷在前，闻起兵在后。隋廷当时既还没有下书捉拿李渊的家人，他们为何要弃康庄大道而入雀鼠谷那样的凶险之途？由此可见，《柴绍传》的这段记载，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捏造出来的，处处抵牾，无一经得起推敲。
由“隋人购之甚急”可知，李渊起事后，太子等人的路途顿时变得凶险起来，不得不弃正道，入雀鼠谷，溯汾水而上，往趣晋阳。按《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二：“雀鼠谷（介休）县西南二十里。《水经注》：汾水南过冠爵津，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皆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带山阜，下临绝涧，俗谓之鲁般桥。盖古之津隘，今之地险也。”路既难走，追捕又急，所以迁延至五月己卯日才到晋阳。（《通鉴》、《大唐创业起居注》皆记太子到晋阳时为六月己卯。按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无己卯日，六月当为五月之误，即五月三十日，时在高祖起兵后十五日。）而智云之被执，实际情形如何，已不可知。不过极有可能是个意外，建成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否则，若“欲彰其恶”，只需直录其事即可，何须另起炉灶煞费苦心地编出这样一篇漏洞百出的谎话？因此，《旧唐书李智云传》所云“（太子）以智云年小，委而去之”的话，实为诬谤之辞。
前文已经说明，高祖提前起兵，乃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为，但起兵的同时，也就是将太子与家人推入极危险的境地了。故在其后的十几天内，想必是日夜悬心、担忧不已的。后见他们能够平安到来，自然“大喜”。史料中也无李渊因智云之事责怪太子的记载（若有，正可以拿来表明高祖对太子早有不满，按照《实录》的写作思路和对史料的取舍标准，是一定会采录的，两《唐书》、《通鉴》等史书不会一字不提），这从侧面可以证明，在这件事上，太子并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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