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想国》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该书下载地址是：http://tieba.baidu.com/p/3148619679。其他法治书系电子书会陆续上传。作者首先从圣路易（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所罗门王（古代以色列国王）、包拯讲起，讲法治与人治的差别。
何谓正义？很多人认为一位有权威的智者，将摆在面前的案件个别看待，对案情做通盘考虑，给予公正的结果，就是正义，即“所罗门王/圣路易/包青天”模式。这其实是一种人治模式，即容许行政长官拥有极高的权威和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跨越到司法领域，本身还可能兼为立法者。
所罗门王/圣路易/包青天之所以能为百姓称颂，必然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实现了若干正义，但是在探讨何种治国方式较有成效时，需要比较。一个国家如果由贤人主政，上下又都遵循法治，当然理想，但是圣贤主政可遇而不可求，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常态，所以人们退而求其次，运用智慧建构制度，奠定法治之基。
作者讲述了所罗门王的一个故事。两名女子争认婴儿，但缺少证据。所罗门王想出一招，下令“拿剑来”，要把活婴切开，一半给甲，一半给乙。结果甲女请求不要杀孩子，宁愿把孩子给乙女；乙女同意把孩子分了。至此真相大白。
所罗门王把婴儿判给甲女，这一判决传诵千古。所罗门王过人的智慧没有令人失望，但是这一判决存在严重的漏洞，一是所罗门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权切开婴儿；二是乙女愚昧，竟然同意国王杀婴。后世的一位犹太学者就批评说，“要不是婴儿的生母宣布宁可放弃孩子，使得真相浮现，婴儿真的就要让所罗门王一分为二了”。若真如此，贤王、暴君就是一线之隔，流传于后世的就不再是所罗门王的智慧，而是他的昏庸。
作者从戏里戏外谈包青天情结。影视剧中的包青天，是国人希望的化身，也是人治文化的代表。但是真实的包拯除了在惩治特权这一点上，与脸谱化的包青天有相同之处，还有不同点，一是改革诉讼程序，大开公门，方便了百姓打官司；二是刚正之余，并未对人预设成见，屡次上奏朝廷去刻薄，不宜用重典，不要用苛虐之人，这与后世的无罪推定原则有相通之处。
同样是清官，真实的包拯与《老残游记》里的清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作者归纳了包拯的“三个法宝”，一是司法程序的改良，对应“开正门”，二是尊重人权的原则，对应上奏朝廷去刻薄，三是证据认定的审慎，对应让百姓“至前陈曲直”，以避免冤狱。作者认为真实的包拯的这“三个法宝”，远比影视剧中的包青天散发的万丈光芒更有意义。
作者认为，人权必须普遍得到保障才有意义，采用双重标准，赋予“好人”和“坏人”不同质量的基本人权，是根本不可行的，这最后只会造成人权的普遍剥削。法官所能处理的主要是行为的违法和权利的侵害，而不是评价人的道德上的好坏，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在司法上没有实质意义。
作者把郑国大夫子产“铸刑书于鼎”，古罗马颁布“十二铜表法”，将法条刻于铜板上视为法律史上的里程碑，认为这开创了将法律正式向百姓公布的先河，是罪刑法定的萌芽。法律的公开，可以使百姓有法可依，也可以防止统治者任意解释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