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在《辨奸论》中所阐述的对王安石的看法。苏洵不仅自己不同王安石交游，而且还劝欧阳修不要同王安石交游。方勺《泊宅编》载：“欧公在翰苑时，尝饭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欺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这篇记载，与张方平的记载是一致的。即初见面就对欧阳修说，王安石“异日必乱天下”。但也与张说有所不同，张的记载是欧阳修劝苏洵与王安石游，引出了苏洵对王安石的批评；方勺的记载是苏洵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欧阳修回答后，苏洵才谈了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 
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世有公卿士大夫同饭，终不交一言。及饭讫，始问同坐者为何人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第154页)其实在人们交往中，初次同桌吃饭，多数都是相互熟悉的人，仅有一人不熟，而主人又忘了介绍，席间不便当着生人问，散后才向主人打听姓名，这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能的是，苏洵明明知道他是王安石，但为了向欧阳修表明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故意先问“囚首丧面者何人”。张、方二人的记载正可相互补充。 

关于苏洵和王安石于嘉皊元年在欧阳修席上相见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记载。龚颐正《芥隐笔记》说： 


荆公在欧公坐，分题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 
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最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苏、王在欧阳修席上分韵题诗送裴如晦知吴江是事实，苏洵的诗虽然见不到了，但王安石的《送裴如晦即席分题三首》却保存下来了。但龚颐正说“苏、王之憾”即始于苏洵分得“而”字韵，王安石再作“而”字韵诗，却是推测之词。苏、王矛盾那样深沉，决不会仅仅是作诗引起。比较起来，叶梦得《避暑录话》讲得更可信一些：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 
因挟其所著书，嘉皊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这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前引材料都只谈到苏洵诋王安石，《避暑后录》却讲到王安石对苏明允也“屡诋于众”。仇怨是双方共同种下的，决非仅仅一方。(二)苏洵所上书，名震京师，“一时推其文章”；而王安石“独不嘉之”。这说明他们的交恶决非作诗之类的小事，而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分不开，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0记载，王安石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遆，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这段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第二，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遆，“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第三，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 

苏洵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著”，不要“举而用之”。不论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不管苏、王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的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 

自从《辨奸论》问世以来，直至清人李绂、蔡上翔以前，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辨奸论》系苏洵所作。李、蔡二人断言《辨奸论》乃邵伯温托名苏洵而进行的伪造，并认为首载《辨奸论》的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以及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同出邵伯温之手。自李、蔡二人提出此说以来，信者颇多；而在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中，更是成了定论，不容异议；即使在“批林批孔”后，仍有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辨奸论》绝非出自苏洵的手笔”，断言“苏洵写《辨奸论》是不可能的”(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见《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因此，有必要检查一下他们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主要论据，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否能够成立。 

第一，从历史背景否定《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们认为王安石当时名重天下，苏洵不可能“一反众议”。蔡上翔说：“(庆历)4年，曾子固称其人为古今不常有；皇皊3年，文潞公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至和2年，初见欧阳修，次年修以王安石、吕公著并荐于朝，称安石德行文章为众所推。……是年，明允至京师，始识安石，安有胪列其丑恶一至此极，而犹屡见称于南丰、庐陵、潞国若此哉!”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 
下引李、蔡语均见此卷，不再注》刘乃昌先生也说：“王安石到京任职，苏洵同王安石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政前，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重，……为什么苏洵独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慝’呢?”前面论述了苏洵同王安石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已经部份回答了蔡上翔、刘乃昌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想进一步说明苏洵对王安石的指责究竟是“一反众议”，还是“众议”中的一种。 

说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均为士林所推重”，确实是对的。《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庆历2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签书淮南判官。按照惯例，签判满任后，可献文求试馆职，而“安石独否”。庆历7年(1047)王安石“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正如邵伯温《闻见录》卷11所说，王安石“熙宁初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这是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在一县范围内的小小试验。皇皊3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朝廷召试馆职，他“不就”。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朝廷任他为集贤校理，他皆辞不就。“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曾巩于庆历6年(1046)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说：

第三，从《辨奸论》始见何书，来否定其为苏洵所作。李绂说：“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2年，至17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2卷，载有张文定公方平所为老泉《墓表》，中及《辨奸》；又有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疑《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书〈辨奸论〉后》，下引李绂语均见此文)说《辨奸论》“始见于邵氏《闻见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闻见录》作于南宋绍兴2年(1132)；而在张方平的《乐全集》卷39《文安先生墓表》里就全文引了《辨奸论》。于是李绂就干脆把张方平所作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一并说成是伪作。李绂证明《墓表》为伪作的最得意的证据是《墓表》中有如下一段话：“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李绂反驳道：“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制辞，在熙宁2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3年，皆非其所及闻也。”蔡上翔也附和说：“所最怪者，无如搀入命相制词，明允卒于治平3年；至熙宁3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时安道同朝，安得错缪至此!”“可怪”是可怪，但这一可怪现象是不难解释的。第一，《墓表》云：“先生(苏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可见《墓表》作者清楚地知道安石“命相”(或叫“用事)是在苏洵死后。第二，从行文看，“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也在嘉皊元年；中间不应插入熙宁3年(相距13年)的“其命相制曰”。章培恒先生相信《辨奸论》为苏洵所作，他对此的解释是：“‘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见《复旦大学学报·古典文学论丛》)其实也不一定有“鲁鱼之讹”。 
这段文字虽已引过，但为说明问题，我还不得不把原文再次引于此：“嘉皊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为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这段文字是首讲王安石的影响：自“嘉皊初”至“倾一时”是讲王在“嘉皊初”的影响；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是讲王在熙宁初的影响。“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皊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欧阳修”至“一篇”是讲苏王关系：自“欧阳修”至“天下患”，是讲嘉皊初的苏王关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讲嘉皊8年的苏王关系。 
文章脉络清清楚楚，所谓“安得错缪至此”者乃蔡上翔未读懂原文是也。李、蔡二人不仅断言《墓表》系邵伯温伪作，而且说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是伪作。把凡不利于其论点的都视为伪作，这更难令人信服。苏轼《谢书》见《东坡集》卷29。陈振孙《直斋录解题》说《东坡集》40卷是“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世说《前集》(即《东坡集》)乃东坡手自编定。”苏轼去世时，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有《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奏议》15卷，《内制》10卷，《外制》3卷”，也证明陈、胡的话是可信的，没有确凿证据就断言《前集》中的作品为伪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蔡上翔几乎把一切不利于他为王安石辩护的文章均指为伪作，如说：“苏子瞻作温国(司马光)《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王荆公年谱考略序》)像这样无根据地否定一篇文章的真实性，未免太轻率了。 

第四，从版本上否认《辩奸论》为苏洵所作。李绂说：“马端临《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皊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皊》，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卷，并刻入《洪范》、《谥法》等单行之书，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15卷本还是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的本来面目。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作《易传》未成。

曾巩《苏明允哀词》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有一百卷，更定《谥法》二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所著《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易传》十卷”，“集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从苏洵同时代人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第一，苏洵最早的集子为20卷本，而不是15卷本。第二，当时并不叫《嘉皊集》，若当时就叫《嘉皊集》，就不会三人都众口一词地仅叫“文集”。今存《嘉皊集》中的作品并不都作于嘉皊年间，甚至主要不是作于嘉皊年间，《几策》、《权书》、《衡论》、《洪范论》、《史论》等均作于嘉皊元年以前。把苏洵“文集”称为《嘉皊集》，疑是南宋人所为，可能是因为苏洵于嘉皊年间以这些文章闻名而取名为《嘉皊集》的。第三，欧阳、曾、张三人所列的苏洵集外单行的著作只有《太常因革礼》、《谥法》等，李绂把《洪范论》误作“单行之书”，认为不应“刻入”苏洵集中，是他自己搞错了，这也证明今存20卷本更接近苏洵“文集”原貌，而15卷本《嘉皊集》，确有不少遗漏。 
就笔者所知除15卷本《嘉皊集》外，其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所刊16卷本《嘉皊新集》和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全集》，都收有《辨奸论》。 第五，从《辨奸论》的流传经过，否认其为苏洵所作。蔡上翔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刘乃昌同志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擢用，‘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那么他为何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若干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文章传出来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读一读叶梦得有关《辨奸论》流传经过的记载：“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 
从叶梦得这段记载可看出，《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刚写出的时候，曾“密献安道”，可见刘乃昌说苏洵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不符合事实，他不就公之于张方平了吗?“不以示欧文忠”，这是因为欧阳修在其他方面虽然是苏洵的同道，但在对王安石的看法上并不是同道，欧阳修是很看重王安石的。“荆公后微闻之”，张方平自知皇皊贡举以来就“未尝与(安石)语”，因此，王安石不可能从张方平处得知《辨奸论》。这就说明，除张方平外，还有苏洵的其他“同道”也读过《辨奸论》。但总的说来，这个阶段是属于“秘而不宣”的阶段，知道的人不会很多。这不难理解，因《辨奸论》刚写成，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叹，当然不好公布。二是在“元丰间”，张方平把它全文载入《文安先生墓表》，因为在张方平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完全证实了苏洵的预言：“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但元丰年间，王安石虽已罢相，支持新法的神宗仍在，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处境很艰难。因此，他们虽然对张方平表彰苏洵有先见之明感激涕零，但“亦不入石”。神宗、王安石去世后，连司马光都警告说，要防止“反复之徒”，对王安石“诋毁百端”，强调对王安石的安葬“特宜优加厚礼”。这时的苏轼兄弟当然不会张扬《辨奸论》。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苏轼兄弟远谪岭南，徽宗朝也不断在打击元皊党人，明令禁毁三苏文集，因此，北宋后期，《辨奸论》也不可能流传。三是“比年稍传于世”，这里的“比年”是指南宋初年，当时的舆论多把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父子都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开始较广泛流传。联系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辨奸论》的流传情况，完全合情合理，一点也不感到“诡秘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