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活动照片
2015年5月15日，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203室，青春小说家颜歌和七堇年就颜歌的新书《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展开对谈，受到了大量学生读者的追捧。
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 颜歌和七堇年先后起于新概念作文，很小就发表作品，正如颜歌所说，这种出名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她们的写作是一直被观看的。在现场，七堇年也很无奈地表示，我们这一代是被贴上青春标签的人，经常遇到的一句话，也是很诚恳的一句话，就是读者站起来说“我们是看你的书长大的”。
在这种既拉扯又抗拒的张力中，颜歌和七堇年也在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实现更多写作上的可能和变化。以下是她们的对谈实录：
方言写作的实验
七堇年：《平乐镇的伤心故事集》已经是你的第11本书了，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的每一本书当中，你都会挑战新的任务，或者尝试在这本书中完成一个新的技巧的练习。那在这本书中，你挑战的是什么样的新任务？
颜歌：我是一个书呆子，我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当成一个研究项目，也希望每一本书都能有一个新的进展。在上一本书《我们家》里，我写的是虚构的平乐镇上一个中年的豆瓣厂老板包二奶的故事。这个老板没有什么学识，是很粗鲁的、有钱的、小地方的人。回头看这部小说的方言特点，其实是得益于这个角色。因为他讲话的特征会很明显，就是满嘴都是脏话，各种各样的骂人。在写作这个我们讲话不能爆粗口的年代，四川地区的人，以及在这个语言生态里的人，他们的讲话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我想研究一些更多的关于语言本身的东西，而不是从人物角色的性格上面占便宜。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的主角都是女人，一般而言，女生骂脏话的比较少，我就想尝试写写怎么在不骂脏话的情况下来完成同样的表达。我希望人为地创造出一种日常的、非极端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里实验语言。比如《江西巷的唐宝珍》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镇上的离了婚的中年女人的婚恋史。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在无脏话的环境里还原出四川的风情，让语言变得更加的音律化、快板化和歌谣化。
七堇年：从《我们家》开始，你以你的家乡郫县为背景，就一直在探索越来越清晰的方向和风格。可是采用方言写作，你会不会担心因此排斥了一部分外地读者的理解？
颜歌：我小说里的四川话不完全是四川话，而是有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我用四川话写作的原因，或者说用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写作的原因，不是为了把门关起来只让四川的人或者是会四川话的人看，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语言本身的内涵和丰富性。所以在使用方言的时候，我会选择，会做一些处理。四川话里有一些词完全是表音不表意的，外地读者会很难理解，我就不会用。但也有一些四川话的词，不但有非常强的方言特点，也能够让其他人看懂。比如形容一个场景非常丑，我们说鸡叫鹅叫，相信写出来大家也能够领会到。还有一些非常雅的词，比如说一个地方很安静，我们叫清风哑静，也有意思。在《江西巷的唐宝珍》里面，有一句很典型的四川话，讲这个离了婚的漂亮女人在小镇上走过，大家都盯着她看，“她咕嘟嘟的鞋根子嗒嗒地踩着大家的心尖尖”。这样的音律性是这个地区的人讲话的体会，是一种轻快的，甚至是自带幽默的语言，我希望在让大家理解的前提下，把这种特质传达出来。
七堇年：你的回答解开了我私下里对你的小说语言上的一些疑惑，你是经过了甄别，而不是把方言本身拿出来，关起门来说话。可见你用在使用方言写作时，是非常用心的，这应该也是你近期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坚持的方向吧？
颜歌：是的。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我要搬到火星上去才能写下一本
七堇年：平乐镇的名字虽然是虚构的，但其实有很实体的背景——郫县，也就是你成长的家乡。我好奇的是，在家乡生活的少年时代，怎样滋养了你的写作？
颜歌：有各种各样的作家，有的作家是异想天开的，像卡尔维诺。有的作家是博大精深的，像博尔赫斯。我是非常怀旧的人，是一个永远向后看的人。如果非得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的话，就是怀旧、怀乡。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叙事学的教授曾讲过一句话：“一切的叙事都发生在行为之后”，意思是当你把一个东西描述下来成为叙事的时候，这个事情肯定是发生过的，这是很理科的分析法。这句话让我很伤感。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叙事者，我做的所有事情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写过去的事情。
平乐镇可以说是我的家乡，也可以是很多很多别的镇。我认为我写的城乡接合部的成长经历，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有。我认为这个经历是普遍的，也是令人伤感的。
七堇年：城市发展之后，现在大家住在小区里都是处于大同小异的生活状态，但我们80后这一代还依然会有邻居家访，家乡的记忆会一直深深地留在那儿。我知道颜歌你长大之后，除了在成都，要么就是在家乡待着，要么就是走得很远，还去杜克大学交流学习了一年。能否谈谈这些经历跟你的家乡背景的写作之间的关系。
颜歌：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是一个宅女，生在成都郫县，在川大从本科、硕士一直念到博士。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离家，就是我去杜克大学念书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我们家》。换句话说，我是在离我的家乡非常远的环境里开始想到要写我的家乡，而且是用一种还蛮奇怪的方式，写了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和一个不美的家乡。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词——怀旧。在杜克大学的时候，家乡对我不仅是时间上回不去，地理上也回不去，家乡以及家乡的事情放在这样一个怀乡的情绪上，就成了我感情的喷发点。可能你不知道，我关于平乐镇的第一本书《五月女王》，其实是我在福州写的，也是在家乡之外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跑到离家越远的地方，我就会写得越好，甚至当时我还有一个迷信，我要搬到火星上去才能写下一本。
幸运，或者非常不幸，我们在很小就发表作品，我们的写作是一直被观看的。在杜克写作时，没有人在乎我在干什么，就算偶尔有人来问，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我写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在完全没有人观看我的情况下写作，这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使我变成更坚强的人，更坚定的作家。
我是不相信真善美的
七堇年：现在一些电影过多地把家乡美化了，那是经过修饰的记忆。我老家是泸州，每次回家我都觉得它很脏乱、落后，既新，又旧。我既熟悉，又忍不了它。你在序中写在家乡看到的中巴车、依然生活在那儿的平民们和他们现实中的状态，我觉得很熟悉。但这种城乡接合部，跟你自己一直求学，一直靠向更高的文明的经历之间是否会有矛盾？
颜歌： 广义上来讲，我们算是老乡。你讲的家乡，我非常有同感。我读高中的时候，每天在郫县两点一线，从学校到家，我恨死了这个地方。我那时写玄幻，就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个地方，我要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去那儿休息一下。我好好念书，或者是要有出息，是因为我要离开那里，那里太让我受不了了，乱七八糟的。我小时候跟人家讲四川话都觉得很耻辱。
很逗的是到了现在，不住在家乡，我反而变成了不定时地怀念它的人。到现在，我还一直认为读高中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老是会回想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讽刺的事情。小时候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我不停地回到这个地方。所以说，小时候不要随便许愿，许下的愿会反过来弄你。
在见了很多大家所谓的好的、进步的、文明的、先进的东西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小镇，我觉得那些曾经被我们认为的丑陋的、肮脏的、混乱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坏。这些东西是有趣的，有趣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它是真的。我是有一点恶趣味的人。我是不相信真善美的。我觉得真善美这三个东西是不能并存的。你是要真，还是要美？在我的世界里，我选择尽量地接近真东西。
七堇年：现在在四川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说起某件事情，会以这个地震为纪年。比如有人会说，我跟他是地震后离婚的，或者这个房子是地震前买的。我自己没有亲历这件事。比较遗憾，2008年，我没有在家乡。但从这个现象中，我发现它在这个地区的人文生活中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2008年地震之后，我感觉自己可能很久都没法对目前的现实发出声音，所以写过去的事情。你提到你并不相信真善美，那你在这个作品中，到底挖掘的是什么？
颜歌：我小说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时间，比如1995年、1998年，《我们家》写的则是2007年。可迄今为止我写的所有故事没有一个是2008年后的。这是因为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写。这对我是一个课题。不只是因为地震，是因为现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当下，面对的是这个庞杂的、大数据般的现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接触信息的方式，都在改变，这种改变是戏剧性的，也是很难让我去理解的。
我希望表达现实，但我还没有找到表达它的方法。如果用2008年作为一个纪年，我现在写的作品都是前地震。写小说的重点不在于编故事，而在于要把细节都凿实。如果有一个地方走火了，大家就觉得你在编故事，你就完蛋了。就像你说的，在地震以后，这块地方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我还没有能够非常好地把它吸收进来。我不写2008年以后的事情，是因为还没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