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铜范
刘秀兴复汉室以后一反王莽的作风，厉行节约，所以到了明帝初年还是物价低廉，但明帝末年情况就不同了，政治腐败、开支增加，后来又不断对边疆用兵，弄得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不过这个时候钱币已经深入民间，即使政府要想限制钱币，也不能废弃它，只能是控制。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这期间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还在民间流通。光武以后史书多不载铸钱的事，大概是因为钱币在以后的时期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既然铸的都是五铢钱，提及与否都不重要。东汉五铢钱的特征主要是“金”字头较西汉五铢大些，“五”字交叉弯曲，“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晚期的周廓及钱文都比较浅，钱径2.5cm，廓宽0.08cm，穿宽1cm左右，正面无廓，背有廓。钱文五“朱”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
建武五铢钱钱径2.5cm，重约3.4g，外廓较窄。“五”字交笔变曲，“金”字头较西汉五铢为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朱字头圆折”也成为东汉五铢的明显特征。
建武五铢行使后“天下赖其便”，但盗铸情况又随即发生，为保障钱制的稳定刘秀便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除了日后章帝光和年间（公元84-87年）一度废钱不用与桓帝曾欲铸大钱外，东汉币制稳定而又平淡。
建武以后的各期五铢较西汉各期的轻薄，钱径多在25mm，厚约1mm，多数约重3g，精致的有3.4g左右，外廓较窄，较规整的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很多记号钱，如星（一星或多星甚至是半圆点及三角点）、横画竖画（阴文十、阴文田）等, 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比不带的轻薄，铸工也较粗，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
断代方面，除建武五铢有传世模盒外，明帝以后的很难区分具体年代，不过有洛阳烧沟汉墓群的分期来助判定。
1958年石家庄市出土一件铜范，铭文曰：“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掾仓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这显示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但《武都太守耿勋碑》载：“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见《隶续》卷十一）这好像又显示铸币权不是收归中央，地方政府也可获其利。

建武五铢铜范

东汉五铢
东汉晚期大约是在桓帝以后，五铢已经开始败坏，很多劣钱开始出现，包括“剪轮”和“綖环”。“剪轮”是以东汉晚期的五铢钱，把完整的钱冲凿外沿一圈后而成，大型的直径为1.8cm，小型的直径为1.4cm。“綖环”大概是用东汉晚期五铢钱冲凿其外廓，钱文和“剪轮”一样都存在有“五”字的一半，“铢”字的“金”旁。五铢钱自西汉中期因经济萧条而出现磨廓五铢，剪凿铜钱到了东汉后期则大量出现，在古墓出土的汉钱中超过一半是这些劣币。这些五铢也同时品质低，铸工粗，铜质掺杂。但确实是大量的流通，仅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晚期的墓群中就出土各型的磨廓五铢一千八百多枚、綖环五铢八枚。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行四出五铢，所谓的“四出”就是钱幕从穿的四角各模铸一道线直抵外廓。外廓较宽，钱径2.5cm，重约3.4g。但它生不逢时，在卖官鬻爵极度腐败的黑暗时期面世，其时黄巾余波未平，当权者被社会舆论“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也因此被宦官视作不祥的凶兆，董卓入京后“钱果流布四海”。
钱多了怎样携带？从中间的孔贯穿成串。河南陕县后川3003号西汉墓所出者，每串仅八、九枚（见《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97页）；西安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一串七十至九十枚不等（见《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3页）；河南永城芒山镇汉梁王墓更夸张，那约255万枚，穿成贯者大多约千枚（见《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21页），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

四出五铢（面）

四出五铢（背）

刘焉五铢

四、蜀汉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钱。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能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湖北省武昌任家湾吴墓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有传形，钱很杂乱所以很可能是民间铸的。钱径大的一般是1.6-1.9cm，重约1.4g克；小型的1.3cm，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荊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荊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荊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见下），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直百五铢

直百
直一

章武直百

金五铢

西汉“阮”铭金饼

左“五”右“铢”的“蜀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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