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故意把公元七世纪（注：即伊斯兰征服）之后的伊拉克文化与之前诞生在这片土地上两河流域的文明割裂开来。当然同时人们也总是把波斯征服后的两河文明与之前巴比伦文明相割裂。但伊拉克人却不这么认为。
从国歌可以看出伊拉克人的历史观
伊拉克国歌(1981-2003)《两河间的国土》歌词片段
巴比伦是我们固有的遗产，
亚述文明是我们祖先开创，
正是由于我们光荣的背景，
历史放射出他的绚烂光芒，
先知告诫我们要学会忍耐。
想到了穆萨纳警惕的骑兵，
萨拉丁也藏起了他的宝剑。
说伊拉克古老，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下埋葬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从苏美尔、阿卡德到后来的亚述、巴比伦，到阿黑们尼德波斯和萨珊波斯，再带阿拉伯突厥统治时期，延续达三千年之久；说伊拉克年轻，则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至今不过百年。而且，其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并不稳固。面对民众，面对曾经的殖民者，伊拉克与很多其他中东地区一样，对远古文明远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此，我们将简单探讨考古、历史与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在伊拉克考古当中扮演的角色。这当中最为有趣的，莫过于萨达姆执政时期对古代巴比伦帝国及其遗迹的重建和利用。如下文将提到的，萨达姆甚至曾经模仿古代巴比伦的国王镌刻了一段楔形文字铭文。不过，要这段精彩纷呈的当代历史事件，我们不得不先从始于三千七百年前的巴比伦帝国说起。
古巴比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其实泛指7000年前到3000年前的两河流域一带的文明，因为在新巴比伦时期最发达，新巴比伦之后历史不被列为巴比伦文明。现在很多文明被认为起源于这里，这里被认为人类文明起源地。之后这篇区域被先后波斯希腊帕提亚阿拉伯突厥英国等人统治过。不过尽管如此，外来统治者没有能力屠杀当地居民，也没有移民过去占领土地。两河居民一直以当地人为主

古巴比伦谁的历史——西方?和现代伊拉克?
《伊拉克之声》（Sawt al-ˁIraq）在伊拉克独立建国不久后的一期社论中质问读者：“将我们小博物馆的馆藏与在我国境内出土、并正在被运往那些向我国派遣考古队的地方的文物比一比——这公平吗？”显然，新诞生的伊拉克慢慢认识到，这篇土地掩埋的历史或许应该属于自己。
然而，在西方人眼中，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却未必属于现代伊拉克。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言，两河文明却不同于印度、东亚的文明，因为后者似乎是绝对意义的异质文明——神秘、有趣而蒙昧。当代中东的阿拉伯文化，似乎也同属于这么一个遥远的“东方”。可是，两河文明却和西方有更深一层的关联。根据圣经，两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是“人类”文明迈出的第一步。面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宏伟塔庙（Ziggurat）、写着谜一般文字的泥板和石碑，人们不禁会问：这究竟是谁的文明？这些应该属于当地的伊拉克人和库尔德人吗？谁是两河遗物当中那些合乎“进步”、“理性”、“文明”的成分——如文字、国家、城市、法律、艺术、宏伟建筑——在当代的合法继承人？在当时西方学者和大众眼中，最合乎情理的答案，自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现代西方。
如同历史学者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所言，早期西方旅行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文明的）幼年时代……他们发掘的大多是与圣经记载直接相关的遗址，而这是一段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物本身一样属于自己；而这段历史的代表，就是他们自己”。将巴比伦等古代文明与西方直接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切断这些遗迹与当时这片土地的主人的关联。这种原本属于学术思潮的看法也随着中东研究在欧美的发展也被一点点向大众传播。换言之，“东方”文明与现代中东及其文化上的直系祖先无关，应该是两者间甚至存在一种对立；第二，古代中东文明的“生命”最终传递给了现代西方，而“西方阵营”里还刻画了考古学家的形象。也就是说，当今能够解读、欣赏乃至重新赋予古代东方以活力的，正是西方。

尽管这种西方中心的“东方观”对现代中东的国家和人民很不公平，学者伯恩哈德松总结道，自独立以来，虽然哈希姆王朝和自由军官组织建立的卡塞姆（A.Qasam）政府时期，泛阿拉伯思潮占据上风，但自1968年复兴党夺权以来，伊拉克官方开始宣扬其作为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等文明发源地的特殊地位。而在这方面，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尤为明显。
萨达姆——巴比伦之王
虽然早期的哈希姆王朝政府更注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但他们也并没有完全忽视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历史对于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意义。从1941年开始，伊拉克官方就发行了以巴比伦之狮（Lion of Babylon）为主题的邮票。60年代，出于提振旅游业的目的，伊拉克官方主持修复了巴比伦的宁马赫女神（Ninmah，生育女神）的庙宇，并以1:2的比例复建了真品早已被运到柏林的伊施塔门。

左：巴比伦主题邮票；右：复建的伊施塔门；图片来自Curtis, 2011
萨达姆上台之后，古代历史更是成为其彰显个人领导魅力和增强国家意识的主要手段。出身于阿拉伯复兴党的萨达姆，有时会把自己打造成阿拉伯民族的代表，而在其执政后期也经常会引用《古兰经》以突出其宗教虔诚。不过，贯穿其统治始终的是对伊斯兰兴起之前伊拉克历史的兴趣和利用。1979年萨达姆上台伊始，他就发起了巴比伦城址的复建计划。这项工程甚至在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都未被打断。实际上，与老邻居的新战争恰恰给伊拉克官方一个靠古代历史激发爱国情感的机会。1981年，时任伊拉克副总统的马鲁夫（T.M. Marouf）在纪念开战一周年的活动上发表演讲：“强大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的建立，是伊拉克最早的爱国主义体现，而之后，波斯的埃兰人对我国发起了恶毒的攻击。阿卡德的萨尔贡大王（Sargon the Great）兴起并统一伊拉克之时，波斯人歹心再起，但伊拉克的领袖萨尔贡大王将他们一举击溃……”于是，伊拉克和伊朗两个现代国家的战争得以与远古两河流域政权与埃兰王国的争端相提并论；而似乎在苏美尔文明时期，“伊拉克”就成了一个真实的政治实体。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官方对过往历史的迷恋不仅体现了面向大众的意识形态宣传，还反映了后殖民时代，前殖民地对历史传统的迫切需求及对过去不公待遇的反抗。1980年，萨达姆政府在联合国征求了要求西方归还国外文物的决议。而几个月后，萨达姆在与法国总理巴雷（R. Barré）洽谈石油贸易的时候，竟改变话题，要求法国归还汉穆拉比法典石碑。
此外，萨达姆还利用各种机会将自己打造为新的巴比伦王。在巴比伦的土丘上，他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宅邸，同时，他原址重建了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宫殿。在政治宣传画上，萨达姆利用古代浮雕的艺术主题，时而与尼布甲尼撒等古代国王并列，时而取而代之，驾驭古代战车并指挥现代军队保卫伊拉克。

然而萨达姆的努力远不止于这些略显生硬和滑稽的图画。令人称奇的是，1982年，伊拉克发行了一套古代巴比伦主题纪念币。配合这套纪念币，萨达姆模仿古代君主，以并不常见的拼写方式用楔形文字制作了一段阿卡德语铭文。

伊拉克人算是各民族的混血吧，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阿拉伯人都在两河流域安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