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根据一本未经证实的网上流传的后二十八回本子中的批语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或者认为《红楼梦》早本的作者是吴梅村，然而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红楼梦》的作者对王熙凤这个角色非常喜爱，不但前八十回的戏不少于宝、黛]钗三个大主角，而且性格非常鲜明，而王熙凤的原型是大太监魏忠贤，说明作者对魏忠贤的态度以肯定为主，夸他“都知爱慕此生才”，甚至认为魏忠贤如果没有早死，大明不会那么轻易地灭亡，也就是说作者对魏忠贤的评价相当高。然而在在孙书磊的《吴伟业·秣陵春传奇论考》一文中介绍说了吴梅村在自己创作的《秣陵春》传奇中大骂阉党，骂得极为恶毒：
《秣陵春》真实地反映了明末阉党专权的社会现实，对明末官场的腐败给予无情的揭露。剧中塑造一个气指颐使、干扰政事的太监张见的形象。花花公子真琦以“门生”的名义，认张见为师，张见遂处处庇护这位半路“门生”陷害君子徐适的行为。第三十一出张见唱道：“恨君王全无主张，外官们从来一党。我也管多年东厂，倒教咱伏侍状元郎，咱伏侍状元郎。”第三十七出孤独荣云：“着革了职，锦衣卫立刻扭解来京究问。”“东厂”、“锦衣卫”皆为只有明代才有的太监控制的特务机构。显然，作品通过张见的为非作歹反映晚明阉党专权的现实。剧作重点揭露了晚明阉党对科举考试的干预。第二十四出张见对“门生”真琦说：“你读书人，怎肯来拜咱作师父？敢是为甚科考、岁考，或是观风季考，要咱荐于提学道和那些府县官么？这倒也不难。”太监如此明目张胆地为其干预科举考试大夸海口，间接反映了晚明阉党干预科举考试的弊端。《明史·选举志二》载：正德三年（1508年）会试，太监刘瑾开列了五十人姓名交给主考官，要求主考官依所给名单录取。考官奏闻明武宗，武宗无奈，只得将该科录取的名额增加五十人。天启四年（1624年），贺逢圣任应天府乡试主考官时，正值太监魏忠贤出京，魏忠贤因贺逢圣未去送行矫旨罢其主考官之职。阉党专权直接诱发吏治腐败，剧中对此有所揭露：
首先，剧作揭露了官场缺乏诚信的现象。第十二出洛阳节度使孤独荣虽然一方面称“如今做官的，只要奉承当途津要，那里顾得旧日恩知”。但一方面又骗取徐适的晋唐法帖供奉上司，并对前来讨法帖的徐适主仆二人大打出手。“人情翻覆似波澜”，作者在第三十一出借徐适之口云：“则我措大的心肠，做不得怜新弃旧，薄悻行藏。”其次，剧作揭露了官场拉帮交结的现象。作者在第三十六出中特意塑造了一位耳聋的县令董成龙奉承交结的丑行。聋县令出场时的自报家门揭示了官场上的普遍现象：“前日有个乡里，送我两本秘书，你道是哪两本？（笑介）一本是《给绅便览》，一本是《新科叙齿录》。我思量看熟了这书，出去结交结交，奉承奉承，我老董就是一个巧宦了。”在查看了《络绅便览》和《新科叙齿录》之后，聋县令得知新中状元即为本县络绅黄济之婿，便备着重礼前往黄府庆贺，以求结交。
作者为何着意于揭示阉党及其由此而造成的官场黑暗现象？顾泥《吴梅村先生行状》称：“当社事之盛也，学侣奔转，联茵接席，虽二张之伟博足振兴之，实公以盛藻巍科树之帜而为招焉。故立朝十年，与党祸相终始，所与敌者皆阁部大臣，任用领事，以声势权利相倚，行金钱数十万，金吾大档为耳目，日夜思所以中公。”《清史列传·贰臣传》云：“明崇祯……十年，大学士温体仁罢，张至发柄国，极颂体仁孤执不欺。伟业疏言体任性阴险，学无经术，押昵小人。继之者正宜力反所为，乃转盛称其美，势必因私踵陋，尽袭前人所为，将公忠正直之风何以复见，海内祸患何时得平？疏入不报。寻充东宫讲读官，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转左庶子。福王时，授少詹事，与大学士马士英、尚书阮大械不合，请假归。”看来，作者的经历始终伴随着党祸。作者《临终诗四首》其三云：“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快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执澜。”借剧作以抒其长久郁积的“胸中恶气”正是《袜陵春》创作的主观意图，所以，剧中张见或即影射魏忠贤及其同党，而独孤荣则或影射张至发、马士英、阮大械等人。
吴梅村如此旗帜鲜明地大骂阉党，跟《红楼梦》作者的基调完全相反，《秣陵春》是典型的“东林党”人的历史观，把明亡的责任全都推到了魏忠贤的身上，而有意为“东林党”自己开脱，这本身就是极为荒谬的，因为大明亡于崇祯朝，而魏忠贤掌权是在明亡之前的天启朝。魏忠贤死后不久，“东林党”重新掌权，崇祯一开始对“东林党”的政治主张言听既从，然而十七年以后大明亡国了，这关魏忠贤什么事呢？
　　所以搞不清作者的历史观，看不懂吴梅村的历史观，才会出现吴梅村作者说的错误。《红楼梦》在书中不但大骂“东林党”人，骂他们是“禄囊”，而且还几次大骂吴梅村，这是非常让人吃惊的。我看到了这些以后才开始怀疑吴梅村作者说，而且现在已经找到了可靠的证据，说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即将公布这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