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让那1％的建制派缴税的难题必须要借助outsider来解决，而满洲的入关为打破明朝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偶然的历史机遇。
来自关外的“野蛮人”并不在政治上为传统儒家礼制所束缚，他们可以在继承明朝制度基本盘的基础之上，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不必在意儒家政治伦理带来的压力，他们可以任用一大批在明末励精图治意图改革却不得志的汉官，同时受到了重用同时世袭军事贵族八旗也成为了制约官僚集团有力而可靠的工具，尤其是族群冲突的客观存在也阻止了二者的勾结，清代的朝廷实际上是皇帝，旗人，汉官的三重势力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这种良性互动是推动清代改革进步的重要原因。
清朝入关之初，江南士绅无疑成为了稳固统治的最大阻力，这种反抗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全方位的，也成为了清朝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赋税问题只是解决江南士绅反抗专制皇权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是在打破了明朝以来士绅集团各种政治特权之后实现的结果，因此考察着一问题必须先从政治的层面入手。
南方的士绅在军事上彻底失败后，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仍然试图保存其政治和经济上的权益，尤其是在顺治朝不断恢复明朝旧制的背景下，许多南方士绅以为old good days又要回来了，便开始不断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试探清廷，试图恢复和维护自明朝以来就存在的种种特权。由于南方士绅大量投降进入政府，以及清朝重开科举取士，官僚集团很快就结束了短暂的北人把持的局面，又一次回到了“南人”的掌控之中，此时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为满汉之间的矛盾。
于是政治上的冲突首先以族群冲突的形式激化，在中央爆发了清初第一案，“任珍案”。此案其实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引起了满洲统治阶级的警觉，因为在有关任珍的判决上，南人为主的汉官和旗人的意见完全不同，价值观彻底撕裂，因此顺治皇帝严惩了汉官代表陈名夏以及其下的一干人等。陈本身是南人出身，反对剃发令，意图恢复明代冠冕制度，（这其实也是南方士人的普遍想法），通过处决陈，打碎了南方士人意图在中央通过重掌话语权继而恢复势力的幻想，进一步否定了儒家的政治传统，尤其是礼教之下隐含着的士绅所应获取的特权。
在地方上，清廷严禁明代的“盟社”以及政治集会，严禁地方士人串联结党称兄道弟，严禁士人通过“大字报”揭贴等公议政治。使得士人从此彻底失去了公共话语权，失去了干预民众的工具和能力。随后不久清廷又炮制了“奏销案”，以征收拖延税款的名义打击，处决，关押江南士人，这场政治清洗牵连数万人，整个江南的士绅都在这场运动中体会到了专制君主的力量，他们彻底明白了所谓的old good days不会重来了。随后的几朝皇帝又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打压士绅，改造思想，发扬官方理学的手段，瓦解了江南士绅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力。至此，士绅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丧失了政治上作为的能力，再也无力维护自身的特权了。继而为清廷顺利地展开经济上的整顿与改革铺平了道路。

清朝中前期，农民的负担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低的，即使到后期，清朝人口还继续增长，而不是像其他朝代末期人口锐减，已经表明清朝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农业文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