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有关他的形形色色的文章和论作不可胜计。我从未动笔,不是没有怀念之心,而是因为他是“大师”,是文化名人,我自觉既非门生,又不通“钱学”,没有资格赶热闹。
5月里杨绛先生提到,11月是钱先生百年诞辰。是的,今年不仅钱先生逢百年,按旧习俗九十九岁的杨先生也该做百岁寿了。如今连我都到了退休年龄,想到这里不禁深感人生如白驹过隙,一些相关的甚至不相干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
最初认识两位先生,是在四十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父亲(黄克诚)1959年遭批判、解职后,于1965年秋迁黜山西。母亲唐棣华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于是我们兄弟姐妹连外婆等统统搬入位于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的学部宿舍楼,一家七口住进一单元底层一套三居室(没有客厅)。
5月里杨绛先生提到,11月是钱先生百年诞辰。是的,今年不仅钱先生逢百年,按旧习俗九十九岁的杨先生也该做百岁寿了。如今连我都到了退休年龄,想到这里不禁深感人生如白驹过隙,一些相关的甚至不相干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
最初认识两位先生,是在四十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父亲(黄克诚)1959年遭批判、解职后,于1965年秋迁黜山西。母亲唐棣华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于是我们兄弟姐妹连外婆等统统搬入位于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的学部宿舍楼,一家七口住进一单元底层一套三居室(没有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