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谢世。翌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讣告全国后，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两句话：“锺书先生终于没走进99年，灵光隳矣！”越几日，读到余英时撰文说默存先生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终结”云云，好像也包含了鲁殿灵光倾圮的意思。
其实，钱先生对我如危巍嵯峨之对丘壑盆地，直至他大去，我不曾有幸谋得一面，缘悭极矣！最早一次，在60年代，据我师徐燕谋先生称，他曾有意推毂，使我求学钱门，终因“不才不敏不称”（引徐老夫子语），未被俯纳。转眼到了70年代末，美国派来一个比较文学代表团，钱先生在北京做东接待，写下一篇丽文高论，又是徐老夫子掷下令我细读。感佩之余，深觉美文可以表达自我，兼带一点自得，诚人生一大快事。这个美国代表团后来到了上海，接待时我忝陪末座，会上所有的发言迄已尽忘，唯忆代表团中一复姓欧阳的美籍华裔某公非钱锺书不谈，其情状直如字面意义的“五体投地”。

徐老夫子知我心仪钱师之诚，某日召去，从橱中取出两本书，一本题为Americanisms & Briticisms with Other Essays on Other ISMs (Brander Matthews著，1892年)；另一本Essays about Men, Women, and Books
（Augustine Birrell著，1894年），说是两书原为钱杨所藏，“文革”中不知怎的，流失沪上，他见了忙不迭“抢救”买回，嘱我：“拿回去好好读读，特别注意页边旁注。”应当说，这是我由衷钦羡钱、杨二位先生的开始：只见页边以飘逸的笔迹，用汉、英、西、德、意、法（还有拉丁）文批注连连，很多是我看不懂的，对于能看懂的那部分，不是翕然景从，就是为注家的闳大广博心折。
80年代，徐老夫子殁后，由徐婿潘兆平兄介绍，我终于有福与钱杨两先生通信了，更蒙钱先生笃爱，为《英汉大词典》题了书名。《英汉大词典》事竣，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时的某位领导提出要邮汇２００元的笔润给钱锺书先生，我知道钱先生清高，想来一定信奉“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的道理，闻讯后一溜小跑赶去出版社，言明万万不可！后来，对方听取了我的意见，改而敬献上好宣纸和羊毫。我本可以《英汉大词典》送书的借口，赴京面谒钱杨，不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文汇报》的陆灏说，词典是块名副其实的“叩门砖”，由他代劳送去得了，我于是只好退避。后来，钱杨二先生写信来谢书，并称《英汉大词典》“细贴精微，罕可伦偶。”在写信人，这自然是寻常的溢美之辞，但在我这个收信人，却不啻是最高的褒奖。信尾，钱先生又戏言曰：“煌煌巨著以我恶札冠首，我既自惭，恐冥冥之中亦遭天罚，故近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笔，不得不谢绝一切影签之请，岂非报应乎？”复以“轿子里跌出牌位来”自嘲作结。

去年，董秀玉女士委我校核北京三联版的《管锥编》，据说是杨绛先生点名的。受宠若惊之余，我自问校对得非常用心，而越是深入研读钱著，越是感到自己的浅薄，竟觉着一种“龙文鞭影”的效应。为《管锥编》作校对，最深的感受有二。其一，我辈的学问若能及钱杨的百分之一，足矣！（这一点我已在好几个公开场合说过，意在激励比我更年轻的学人。）其二，我生也晚，错过了《管锥编》的中华第一版校对，要是让我赶上了，今天腹内的货色肯定要多得多，中气也更足些。而唯有中气足足，方能像钱杨二位那师友忆往样，既是学者，又是文人，举重若轻，触类旁通，以多少带点游戏意味的态度驾驭学问。
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我的专业是英文，理应说几句shop talk。钱先生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有余，恕我不赘。我只想向同好推荐一个词的翻译：oxymoron被钱先生译作”冤亲词”，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
愿钱先生安息，祈杨先生珍摄！

陆谷孙教授编的《英汉大词典》
钱先生题了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