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得悉钱先生过世，心中十分悲痛。这些年，他生病住院，我多想去看看他，送上几朵鲜花；但听说他谢绝友人探视，极怕烦扰，因此迟迟不敢前去打扰。在他去世前又嘱咐不要任何人去为他送终，故此未能去瞻仰遗容，见他最后一面。在他去世后，我多想去看看杨季康先生，表达一点慰问之情，也因听说她闭门谢客而作罢。
我们一家和钱先生的关系说来也很久远了。我原来的爱人吴兴华做学问的路子和钱先生很相像，也是对中国文学、历史以及西方文学，包括意、法、德、拉丁、希腊文都比较精通，因此在燕大教书时，人戏称之为“小钱锺书”，早在解放前就通过书信向钱先生请教及探讨一些学术上的问题，钱先生一直对他很器重。

1952年我们结婚时，钱先生夫妇特从清华前来祝贺，适逢我们外出。后兴华带我去清华回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夫妇。他们温文尔雅，待人非常亲切周到，在听说有关他们如何博学多才、出口成章的传闻后，我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后来院校合并，兴华任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钱先生也到北大文学系工作，我们有幸同住北大中关园。这样他和兴华有机会在一起探讨古今中外的学问，我也经常见到他一家三口在午后散步，一家人相敬相爱，一幅和谐的画面，令人羡慕。
1956年我也调到文学所工作，负责西文图书的整理编目。钱先生爱书如命，每到所必到图书室找我借书，并建议去订购一些英、法、意文图书。由于我工作比较熟练，钱先生想看的书我都及时给他找到，他对我的工作和业务一直予以肯定和鼓励。每次他除了给我们讲解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外，也常能平易近人地聊聊家长里短，使我们感到他很易接近。

1958年我爱人被划为右派，我们有意避讳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先生见面还是主动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没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文革”。那时我们同被揪出，天天在一起劳改，有时勒令我们一起搓煤球。钱先生和俞平伯搓起煤球十分可笑，动作缓慢，态度很认真，把煤球一个一个地搓得光滑溜圆。大家背后说：“这煤球可太值钱了。”我想若存放到现在，说不定可以拿到索斯比去拍卖了。
1966年吴兴华已被折磨致死，我一个人靠每月33元工资供养两个不大的女儿，生活拮据穷困。他们夫妇俩对我极为同情，钱先生多次问我：“蔚英，你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可我怎能无缘无故去接受别人的恩惠呢？

话说到了“文革”后期，我们从河南干校返京，又碰巧和钱先生同住学部大院7号楼楼下，共用一个水池和厕所。钱先生夫妇安贫若素，平易待人，又多次问我生活有无困难。虽然我没有接受他们的馈赠，但此情此意，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后来，他们还是变着法儿帮助我，杨先生借口要找人抄她的译作《堂·吉诃德》，找我的大女儿吴同帮她抄。当时她只有小学程度，杨先生完全可以找个比她水平高的人。而且每每抄了一段后，杨先生总要付给她多数倍的稿酬。我们当时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

后来钱先生搬走了，我也逐渐落实了政策，于1978年和燕大一位同学李天生结婚，环境大有改善，和钱先生来往就少了。
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去美国已15年了，在那里学有所成，但她们也常来信问起钱先生近况。在我们母女三人心中，对钱先生和杨先生的敬重思念之情至今不渝。
数年前惊闻钱先生唯一的爱女钱瑗过早辞世，我心里十分难过，心中呼叫：“老天爷为什么对这样的好人如此苛刻，让他们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悲痛？”现在又剩下杨先生孤零零一人，我真不知能通过什么方式去安慰她，也无法向她表达我心中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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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还是变着法儿帮助我，杨先生借口要找人抄她的译作《堂·吉诃德》，找我的大女儿吴同帮她抄。当时她只有小学程度，杨先生完全可以找个比她水平高的人。而且每每抄了一段后，杨先生总要付给她多数倍的稿酬。我们当时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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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既帮了人又不让人感觉是在被施舍

666

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