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从广播中惊悉钱锺书先生已于12月19日逝世，使病中的萧乾和我沉浸在深切的悲哀中。40年代在上海，萧乾和钱先生一道参加过一套英国丛书的编委会。早在40年代初我就听姐姐们谈起过钱先生。1934年至1936年，我大姐和三姐在东京圣心女子学校攻读英语。三姐的同窗孙探薇（后来她与萧乾《大公报》时代的老同事朱启平结了婚）于我们回国后，继续在圣心读到毕业。接着，她回到上海孤岛，就读于震旦大学，曾师承钱锺书。她对钱先生的渊博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50年代中叶，在钱先生的领导下做过几年《毛选》英译工作的黄爱（雨石）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谈起，有一次钱先生到西单一家旧书店去，书架上陈列的古书，他无一不能说出其内容。
1958年4月，萧乾被错划成“右派”而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1959年国庆节我去探望过他一次。转年春节，他被批准回京探亲，自是喜出望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过去的顶头上司家去拜访，结果讨了个没趣。其实我也太天真了。反右斗争后，我依然在外文部做编辑工作，没觉得自己受到歧视。近几年读了一些作品，才知道我们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的做法要算是最文明的了。不少“右派”家属受的压力太大，有的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萧乾碰了一鼻子灰，浑身发抖，怕出车祸，连车都不敢骑了，便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西总布胡同，准备到文联大楼去。他戴上“右派”帽子后，工资早已停发。每月除了在农场领26元生活津贴外，另由文联大楼财务科发40元家属津贴。我对他说：“这个月的津贴，你自己去领一下才好，因为这是你和北京原单位惟一的一点联系了。”
快要踱到金鱼胡同西口时，只见钱锺书先生迎面健步走来。他当时住在坐落于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大概是独自到王府井去办什么事，正在回家的路上。30年代中叶，萧乾在上海期间，曾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杨绛先生的作品。他还费了点周折，把稿费转给偕同钱锺书正在英国深造的杨绛。萧乾旅英七年回国后，1946年至1948年间，虽与他们伉俪同在上海，并且时而在各种场合见面，但谈不上有什么私交。这次他回京探亲，最怕与熟人相遇，就急忙扭头过去，假装没认出他来。岂料钱先生匆匆赶来，热情地大声招呼他道：“哎呀，萧乾兄！好久不见啦！”

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他们两个人伫立街头，足足谈了一刻钟。主要是钱先生谈，萧乾倾听。那可是北京首屈一指的繁华地带，又是在节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谁都知道，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近40年来，萧乾讲给我听的这桩往事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脑际。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中，跟像萧乾这样一个被打成贱民的人在街头交谈，是需要点勇气的。此事说明钱锺书先生不仅是一位睿智的学者，还是以一位坦荡荡的君子。
钱锺书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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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中说的：
1958年我爱人被划为右派，我们有意避讳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先生见面还是主动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没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文革”。

以及许德政（沙予）说的：


不得不佩服先生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