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鼎公在《关山夺路. 秦皇岛上的文学因缘》中提到，一九四年，在秦皇岛，“旅行，没钱；阅读，没书；创作，没有「灵感」。那时我读文艺小说义愤填膺，读爱情小说愁肠百结，几乎没力气揭开书本，没奈何，我找上武侠。”走进一家出租小说的商店，“那个租书店的东墙摆武侠侦探，西墙摆着秦瘦鸥的《秋海棠》，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那时徐圩和张爱玲受委屈，他们的小说也被打入通俗作品，和以上诸人同列。我常想，如果我那时不看东墙看西墙，把那半墙社会言情、鸳鸯蝴蝶一气读完，我又会怎么样？”
后来（？），一九四六年初到沈阳，“事出偶然，我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 ，“凭六册文选初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学”，结果，“这些文豪，我在没有读到他们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怀想了很久，可是读了他们的代表作，我这个文学小青年仿佛是一叶扁舟，在许多码头旁边漂来漂去，不能驶入，即使是我喜欢的作家，我也觉得找不到船坞、防波堤或是领航员。”
（《关山夺路. 左翼文学熏陶记事》）
我帮鼎公“汇总”，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正好填补置换了那个租书店西墙的社会言情、鸳鸯蝴蝶，结果合共还是读了“两墙书”。
当然，天下的书，不止“两墙”，而且，这也只是鼎公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随机偶然的阅读。
我在拜读这两篇的时候，不由联想到自己。那个租书店东墙的武侠侦探，我在中学时读了不少，比如鼎公提到的王度庐《鹤惊昆仑》五部曲，读了大受感动，至今喜欢。还有读过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福尔摩斯等等。西墙摆的社会言情、鸳鸯蝴蝶，我中学时读过秦瘦鸥的《秋海棠》、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他的《春明外史》，我是后来才读到。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当时在租书店常见，但不喜欢那个书名，没碰。一直到若干年前，看到特价的，姑妄买之，谁料一读不能释手，拍案大叫：如此妙文，怎么竟让我差点错过？！
至于新文学作品，除却语文课被迫“学习”过的篇章外，几乎一概绝缘。曾经有一位比我年长许多的同事，极力推崇郁达夫散文。我硬着头皮找了两篇看看，格格不入，后遂不再问津新文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