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登仙了,但是世人却不安静了,为了她的毁誉争论不休。对这样的争论,我是没有多少兴致的,因为先生自己都说“不争”了,我们又争些什么呢?我也学着先生的不争,静静地看着有关先生的纪念文章,其中有三件小事让我感受到了先生高尚人格的一个方面:待人宽厚,重情重义。
前些年,《环球时报》刊发一篇关于杨绛和钱钟书文章的时候,因为编辑的疏漏,出现了几个不该有的错别字。杨绛发现后,当即向报社指了出来。报社的反应也很迅速,当即给予责任编辑以罚款处理。当胡真才把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告诉杨绛的时候,她呆了半晌,非常惊讶地说:“我这不是害了那个小编辑!”当听到胡真才说,这只是惩戒一下编辑,没有什么事,杨绛才放下心来,而当时她那愧疚吃惊的表情却深深烙进了胡真才的脑海里。
　　一个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却又怀着慈悲之心待人,不希望自己的较真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不是一种善于体察人心的慈悲胸怀吗?
　　王瑞负责编辑了杨绛译本的《堂吉诃德》和《杨绛文集》,并为了她的作品版权问题四处奔波。等到出版《杨绛全集》的时候,她已经退了休。按照一般的情况,这次怎么也轮不到王瑞了,但是杨绛就是杨绛,她就只认王瑞。出版社最后只能妥协,把王瑞再次请出了山。
　　一个人不忘旧情,心中始终记着他的好,并给予他绝对的信任。这样的重情重义,谁会不为之感动得涕泪横流呢?
　　最能反映杨绛先生这种品质的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她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那时,杨绛译本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译本,还获得了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嘉奖勋章。这应该是对这本书最大程度的肯定,但是当时的社会上却一度刮起了对这本书的批评之风。开始,只是文字批判,一个雄壮无比的女汉子怎么能说成“胸上长毛”,明显误译；后来,更有人站起来抨击她的译本“任意删节”,并把它斥为翻译的“反面教材”。
《译林》杂志创办人李景瑞先生为此鸣不平,多次打电话向杨绛求证。杨绛开始的时候叫他不要去辩解,在多次征询之后,她才写了一封信作为答复。信的大意是:译成“胸上长毛”,是考虑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带有调侃的语气；至于译本字数比别人少,是参照了唐朝刘知己对文字的“点烦”,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删去了赘文。
　　李景瑞据此发表了一篇《学术批评切忌扣帽子》来为杨绛辩解；随后,多位翻译家站出来对杨绛表示支持。这把火一烧,这场争论似乎有了扩大之势,但是却被杨绛先生浇灭了。
　　她突然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不要小题大做》一文。文中,她承认自己是自学的西班牙文。一方面说明这是李景瑞透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不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欢迎大家对译文的错误提出批评,但希望不要再为此事争论。杨绛如此的高姿态,之后果然再也没有人为此事做文章了。后来,李景瑞去看望杨绛先生的时候,她说,在论战中还有自己的西班牙语老师,她不希望因自己而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一个人既有着自己的原则性,也有着自己鲜明的态度,却又悲天悯人,为每个人着想,不愿意因为自己而伤及到众多的人,这是一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就能解释了的吗?
　　杨绛先生虽然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她为学、为人的原则和态度,不都是我们的道德高标吗?我想,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仰视,去学习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