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三国三国，但辽东应该算作第四国。而魏在北边下的工夫、牵制的精力，绝不比对付吴蜀少。

二、公孙氏在辽东的霸权
董卓入京后，除征辟大量名士入朝外，又大搞京官外任，远在边垂的辽东也沒被董卓所遗忘（两年前太守杨终为张举所杀），他听从其部下徐荣的建议，起用与徐荣有同乡之谊的公孙度为太守。建宁二年（169年）诏举有道之士，谢弼与公孙度皆取郎中。公孙度早年名豹，刚好与玄菟太守公孙琙之子同名，故为其所爱，安排读书及娶妻。在边地中算是一个有才且有点背景的人选，故为董卓所纳（注1）。
不过和外放的韩馥、刘岱一样，眼看中土将大乱的公孙度，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也沒有支持过董卓政权。
公孙度终究还是郡吏出身，故为当地豪强所轻，公孙度遂借故杀掉田韶，夷灭百余家。成功立威后，名义上是汉廷辽东太守的他，已不是满足于“与诸卿（亲吏柳毅、阳仪）图王耳”的阶段，甚至效仿天子的礼仪：“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
公孙度不仅仅是满足于这些虚荣中，拓地、服夷才是其重点。尽管西有强邻公孙瓒，但史称“雄张海东，威服外夷”（见《三国志．东夷传》）的他先分辽东郡置辽西中辽郡（郝经《续后汉书．公孙度传》沒有中辽二字，辖县不明，存废时间无从考实），置太守；越海收青州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辽史．地理志二．东京道条》称辽东、玄菟二郡汉末为公孙度所据，玄菟郡大概也是这时为公孙度所占。
本受玄菟郡管辖的扶余（注2)，这时也改属辽东郡，夫余夹在鲜卑和高句丽二强之间，公孙度以同族女妻以其王尉仇台，两者也需互相支持的同盟关系结立了。汉时，夫余王安葬所用的玉匣，都预存在玄菟郡，到公孙渊被灭时，玄菟郡库仍有玉匣一具。可见公孙氏时期这一传统没有中断。
高句丽“国人有气力，习战斗”，其王伯固（山大王）也要遣兵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三国史记．山大王本纪》把这事放在山大王五年，即169年，但这明显是不可能发生的，因当年的玄菟太守是耿临（见《三国志．东夷传》），他讨伐高句丽并斩首数百级，伯固乃降。（《三国史记》倒是把这事提早一年）
高句丽王死后发生王位继承争执，公孙康乘机破其国，焚烧邑落。据《三国史记．山上王本纪》所载，汉献帝建安二年所立之王为山上王，名延优，乃上任故国川王男武之弟。争立失败的拔奇携妻子投靠公孙度，并以其三万兵平乱。公孙度同意，但联军为高句丽所败，拔奇因羞愧而自杀。
上述的朝鲜史料明显与《三国志》相左，陈寿的记录就是拔奇与涓奴加（《通典．边防二》则改成消奴部，乃高句丽五部之一）各将三万余口向公孙康投降，还住沸流水（今浑江）。高句丽遂攻击玄菟郡，反为公孙康所破。
若拔奇真的兵败后被其弟放一马，羞愧而自杀，那陈寿其后所记的拔奇与消奴部一同投降，压根不可能发生，金富轼偏偏也在《三国史记．故国川王本纪》中一开始就交代他死后的內乱，拔奇与消奴加各将三万口降公孙康，原封不动照抄汉文；陈寿是记作建安中的公孙康，而不是金富轼所记的公孙度，若真是建安二年之事，那陈寿应书作建安初公孙度，可见误字的机率很小，再参考金富轼居然敢把伯固助公孙度平乱放在169年，汉方史料明显更可信；当然，也不排除建安二年，公孙度遣其子康出兵的可能性，但仅限于时间这层面。
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中的马韩“人性强勇”、辰韩“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桓、灵之时韩、秽强盛，郡县无法制衡，很多百姓流入韩地。建安中，公孙康（其父于建安九年亡）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的荒地，置带方郡，不但遣公孙模、张敝等收集遣民，更兴兵伐韩、秽，汉民回归，自此倭、韩受带方郡所辖。据《北史．百济传》记载，当时仍是马韩其中一国的她，公孙度以女妻之，遂成东夷强国。
这显示晚至公孙康时已有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或还有其父所分的辽西中辽郡；吴增仅认为辽东属国为公孙氏所废、王先谦认为属国的治所交黎县为公孙氏所废。或许原辽东属国之地，被公孙氏拼入辽东郡或归到辽西中辽郡內）。

公孙康的使者韩忠曾在乌丸峭王面前说：“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余、濊貊之用”（见《三国志．牵招传》），前一句当然是胡吹，但后一句却不是无的放矢，因史称确实是“东夷九种皆服事焉”（见《晋书．地理志上．平州条》）（注3）。
公孙氏称雄东北的最大原因，除了辽东平郭县产铁能自给自足外，说穿了就是人口相对较多，陈寿记录高句丽只有区区三万戶，其附庸东沃沮更只有五千戶。马韩是由五十余国所组成的松散邦联，当中大者才万余戶，总数为十余万戶；《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时仅辽东、玄菟和乐浪三郡，加起来近四十万口，辽东相对中原，战乱和灾疫较少，不计算外来人口，戶口数目基本不会有太大波伏。但黄巾之乱开始就有大量人口从青、徐二州涌入幽州，《后汉书．刘虞传》就记录有百余万口，后来公孙瓒与刘虞、袁绍的战斗，正如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中的分析，又会造成部份人流入辽东；高句丽內乱就有六万口来投。
公孙渊下属郭昕、柳浦等上书曹睿，为其主自直时曾道：“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这说明幽州因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长期靠邻近三州提供给养，在财政上不能自给。随著东汉中央的崩溃，边疆州郡已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这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 辽东地广人稀，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不但解决了温饱，还有兵役人口（包括五部蛮夷）。
那么，公孙氏可动用之兵力大概有多少呢？曹操遣凉茂为乐浪太守，但这汉官反为公孙度拘留，（泰山太守的他转为乐浪太守，应该是走海路，若属实则可证乐浪已为公孙度所占；陶元珍在《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也认为公孙度已有乐浪郡）凉茂虽不屈但也只能长留辽东。曹操远征，公孙康（注4）欲发步卒三万、骑万匹袭邺，凉茂反对并称将军拥十万之众；公孙康欲动用的兵力不可能是他的全部家当，而凉茂留在辽东也有一段日子，辽东的实力他大概也能摸清，毕竟他已有资格参与这种机密会议。《文选．卷43》收录了孙楚的《为石仲容（石苞）与孙皓书》，信中称公孙渊“自以为控弦十万，奔走足用”，也呼应了辽东上限十万兵的可能。
注1．公孙度未必乃董卓任命，《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说管宁在辽东三十七年，而他是在黄初四年（223年）为曹丕所征还，三十七年前即中平四年，也就是杨终被杀之年。管宁是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才往辽东，这表示公孙度不是董卓把持朝政（中平六年）后才为太守。
但《傅子》误多算一两年的可能性更大（仅错一个“七”字）。因为本传交代公孙度为太守的因果关系太明确了，单董卓任命可能是写错人名，但是受同郡的徐荣就不可能弄错了。若不是董卓把持朝政之时，董卓这并州刺史，別说有沒有资格举荐幽州二千石，董卓为甚么要举荐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人为边垂太守？何况也有陈寿的“凡五十年而灭”之词为佐证。
2．《三国志．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论衡》、《魏略》记载的夫余始祖东明自橐离国出逃的故事，皆可证明夫余国土著为秽貊，统治者为夫余人。
3．所谓的东夷九种，《后汉书．东夷传》开宗明义的列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其实就是对东方异族的泛称，一般包括：高句丽、夫余、秽貊、东沃沮、三韩、挹娄（肃慎）、倭。
4．曹操在建安九年八月始得邺，后半年一直沒有远离冀州（远征）；而公孙度则死于九年。《牵招传》更直接透露曹操将征袁谭前，辽东太守已为公孙康，即公孙度当时已死的信息。凉茂劝公孙氏不能与汉廷的曹操为敌，故也排除公孙度是欲袭袁尚的邺城之可能，故应是康误作度。

三、曹操与公孙康的第一次交锋及其的臣服
雄霸边垂的公孙康为甚么欲冒极大的风险，打算趁曹操远征时出兵偷袭邺城呢？如期说是欲先下手为强，还不如说欲报地盘丟失的复仇。一切要从山东半岛开始说起：
原袁绍势力的地方早因为战乱关系，加上黄巾贼等又再次死灰复燃，豪杰四起（见《三国志．何夔传》），已经不是地方郡兵所能控制，情况尤其严重的是青州海滨地区，张辽与长广太守何夔讨平矣平贼从钱的数千人；王营众三千余家，据昌阳县为乱，也为何夔用计平定。
建安十年正月，曹操斩袁谭，冀州平。曹操遣张辽“徇海滨”，公孙度越海所收的东莱诸县，当然也是汉司空曹操所欲收复之地。《三国志．张辽传》称柳毅等为辽东贼，因为柳毅就是公孙度之亲吏（陶元珍认为柳毅方任营州刺史，但好像还无法百分百确定他真的任营州刺史）。公孙度虽经营东莱多年，但还是不堪与张辽一起作战，张辽之破柳毅、取东莱实曹氏与公孙氏之首次战争。（张郃的“别征东莱，讨管承”应是指別讨卷土重来的管承于东莱，且发生在建安十二年、白狼山之战后，故沒参与是役。）
公孙康议袭邺城的时间，我认为未必只有是趁曹操征乌丸之时的可能，曹操在建安十一年亲征并州高幹同样是远征，而且比征乌丸更合理。因为如果是建安十二年之时，曹操正正是因为大雨导致海滨道不通，才要靠响导走荒废的旧道通柳城，公孙康要从辽东袭邺城，同样只能走旧道或海滨道，这还算是奇袭曹操吗？与曹军相遇吧？公孙康看似并沒有像孙权一样强大的船队，能载上三万步兵、骑万匹。相反，若是曹操远在并州，那就合理多了。
建安二年时，曹操只愿封快席卷江东的孙策为骑都尉，孙策欲得汉将军名号也要奉诏显忠诚、贡献方物才弄了个讨逆将军的名号；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大概是想借机拉拢一下，成为另一个鲜于辅、阎柔，好能拖一下袁氏的后腿吧（详见《三国志．公孙瓒传》）。但面对这从天上掉下的馅饼时，公孙度却是完全不放在眼內，说：“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还把印绶封存在武库里。
公孙康也是“恃远不服”（见《三国志．武帝纪》），不过当曹操远征三郡乌丸，于白狼山击败数万骑的乌丸、袁尚联军，边长老“皆比之冒顿”的蹋顿也被曹军阵斩，数千败兵奔辽东，陷柳城，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公孙康震惊了，曹操不远了！
有人劝曹操顺势征辽东，擒二袁之际，曹操却回答：“吾方使康斩道尚、熙首，不烦兵矣。”原来曹操是行郭嘉的故智，实行退兵让袁谭兄弟自斗的一幕。果然，曹操的企图实现了，公孙康杀二袁、辽东速仆丸（胡三省认为是辽东属国的苏仆廷，语有轻重音耳）、辽西楼班、右北平乌廷等，传其首。
诸将询问为甚么还军反会使公孙康斩送袁尚等首，曹操解释公孙康素畏惮袁尚等，若进攻反会迫使他们团结，反之他们则会自斗。公孙康这举动等同臣服于曹操，曹操也封其为襄平侯、拜左将军。（刘备这左将军何在？）“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也应该就是这时之事。公孙康死后，二子晃及渊幼小，众立其弟恭为辽东太守，曹丕代汉后拜其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征管宁入朝，公孙恭送至南郊，加赠服物；这与曹操征他入朝，为公孙康绝命不宣的态度，天渊之别。
公孙恭有疾，如同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当然沒有反魏的野心；魏犹有吴与蜀汉两个劲敌在侧，也乐得接受辽东的臣服。辽东臣属于曹魏的局面，直至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上台后，才开始动摇。

四、沒有成事的一伐辽东
管宁答应回国，是因为他看到公孙恭懦弱而公孙渊有隽才，废嫡立庶早晚出乱子，果然，数年后公孙渊就夺其叔位并囚禁之。擅自立的他当然欲得魏廷承认，遂遣使表状。刘晔认为公孙氏世袭辽东太守，有山险和大海为屏障，外连胡夷，绝远难制。今若不诛后必生患，他日若有貳心时才发兵，就会很困难。不如趁其內乱，出其不意以大军压境，开设赏募，可以不用劳师动众而平定。
刘晔看人很准，公孙渊日后果反，魏也不是一出师即讨斩成功。无奈曹睿也有难处，他一登基孙权就寇江夏、襄阳，太和二年对魏来说绝对不太平：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杀孟达、春，张郃破马谡于街亭，迫使诸葛亮退兵、九月，魏数道征吴，曹休为陆逊败于石亭、鲜卑的轲比能以三万骑围田豫于故马邑城、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
蜀汉和吴不但展开攻势，连控弦十万的轲比能也开始累寇幽、并二州，三年前才为并州刺史梁习击破，但实力犹在，田豫之围只是因阎志（阎柔之弟，素为鲜卑、乌丸所信）调解，轲比能才退兵。主力在南方对峙，北方还有强敌轲比能（注5），对辽东实是有心无力，只得承认既成的事实，拜其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太和四年迁车骑将军（即公孙恭旧位；张郃那个可能是征西车骑将军，或与公孙渊并列左右，或《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有误）。

公孙渊的貳心却要从孙权说起：孙权称帝前后，举行了一系列宣扬国威之事：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徐福求蓬莱神山及仙药）、吕岱讨九真，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替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应该就是《梁书．诸夷传》提及的朱应、康泰出使百余国之事、公孙康死后又联络辽东。可见孙权那时，仍以鲁肃在《塌下对》提出的“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为目标。
求夷洲及亶洲一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四年中，后增“欲俘甚民以益众”一句，大概认为孙权不仅仅是只欲长生不死，增强国力弄个讨山越补兵的海外版，也是目的之一。虽最终得夷洲人数千而还，但正如陆逊与全琮所谏，风险高回报少，得不偿失（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二将最终也被问斩。但这不代表孙权终止其海上活动，下一个目标正是辽东。
据《魏略》载公孙渊的《上魏明帝表》所称，公孙康曾杀孙权使，可见江东早有航线赴辽东。江东不产马，早年诸将立功增兵时，普遍有一个比例：二千人、骑五十，可见东吴骑兵之稀少，只能靠贸易来补充。最稳定的来源是其盟友蜀汉，但她自身也有大量需求，且川马、滇马腿短，虽耐力运输是其所长，但短程冲刺力不足，不是杀敌的骑兵首选。从魏互市不是从沒发生过，但基本只是魏帝以马换取南方的珍稀珠宝，数量少且交易次数更少，犹如中彩票。开拓东北马的贸易（即司马光所记的“求马”），单就这一目的的话，孙权沒错，错也只错在风险评估与操作办法。

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即帝后“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见《三国志．吴主传》），已开始尝试拉拢；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232年）三月，孙权遣周贺、裴潜渡海至辽东，故《资治通鉴》记作“数与吴通”。《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敕》描写得更详细：“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沉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这么大的规模终为魏廷所知，辛毗曾上疏：“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故官方的看法当然是如《三国志．田豫传》所写的“公孙渊以辽东叛”，发动海陆两路并征。
不过也有反对声音，蒋济认为若讨伐失败则是驱使为贼，应先除大害（蜀、吴）；公孙氏“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就算成功也所得不多，若失败还结怨失信。王叔曹植（同年十一月亡）也作《谏伐辽东表》（见《艺文类聚》卷24），意见基本与蒋济相同（得不偿失、有蜀吴在旁的观点），还劝应轻徭蒲赋，然后令贤相良将，自可平之。还有刘劭（注6）。
西汉武帝遣杨朴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青州水师就是沿其旧路。但谁领军呢？曹睿正为人选而烦恼，中领军杨暨举荐豫州汝南太守、殄夷将军田豫领兵。曾任乌丸校尉的他，还是东北当地人，是一个合适人选，但要让他统率青州诸军，名不正言不顺，唯有再次假其节以示统领权（注7）。
田豫的敌人不仅仅是公孙渊，还有吴将周贺的水师，结果下诏罢军。不过田豫料吴船将还，成山角（山东半岛最突出之地，可从此绕道往南回吴）无藏船至处，就在那里严阵以待。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果然大风起，吴船触礁飘流上岸。惊恐的吴军，当然不是以逸待劳的魏军之敌手，周贺被杀（见《明帝纪》）。具体战果或可参考《开元占经》卷十三，云：“越贼将周贺于东莱牟平之内恣杀掠，与青州刺史程喜战，射杀周贺，斩首四千余级，又生擒八千余人。”
当初诸将笑田豫空地待贼，但当有落水狗可打时争相立功，欲出海追击，田豫惧虏死战，皆不听（《明帝纪》及《吴主传》皆放在这年，《建康实录》放于明年应是误系；许嵩也把周贺与张弥算作同一批使节团）。
这一胜仗来得真是时候，曹睿刚扩建许昌宫，起景福、承光二殿，命朝士作赋。何晏的《景福殿赋》被收进《文选》卷十一內；当中有“因东师之献捷，就海孽之贿赂”一句，李善作注就认为是指田豫杀周贺一事。
青州刺史程喜沒法统下辖诸郡出征，本就不服田豫这外官，战斗期间诸多军事意见又不合，见其立功便密表进谗，指他虽立战功但军令松驰；所得珠宝器物，都发放给官兵而不交纳给官府。故田豫没有受到奖赏；孙资应是在朝中力排众议，坚持让田豫执行计划，遂进爵左乡侯。当初虞翻就认为辽东太远，求马恐无所获；孙权始思其言，欲从交州召还，可惜这谏臣已死。
至于幽州刺史王雄一路，王雄驻边是抚以恩信为主，或遣勇士韩龙刺杀轲比能，其军事能力如何，因无本传暂不清楚；《三国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在被举荐时的赞美之词，或能作参考。不过连公孙渊本传也沒提及交战记录，应该是在行军途中已被召返。
说穿了，还是魏当时抽不出主力伐辽东：一年前诸葛亮杀张郃；是年陆逊引兵向庐江，只为满宠智退。

公孙渊急忙找帮手，孙权当然是一个成事机率高的对象，遂遣宿舒、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孙权得信后龙颜大悅，心想终于也有人向我称藩了，结果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钖备物，往辽东册封其为燕王，及督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的空衔（诏书详见《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但力谏孙权別干傻事的名臣却是自丞相顾雍以下（注8），认为宠待太厚，只需遣吏兵数百护送宿舒与孙综即可；其中以元老张昭最为刚烈，道出只是惧魏讨才降，他日又重投魏，孙权就会取笑于天下。但孙权就是不听，激烈争论至孙权一度动刀子。
众人皆醒独权醉，东吴相隔太远，就算海军增援数万也需时甚久，干脆拼吞孙权的兵财，以示忠魏及解除兵锋，才是上计。公孙渊先杀持文书的使节团，后出兵攻在沓津（今旅顺附近）舶岸的余众（用兵过程详见《上魏明帝表》）。随后奉送张弥等首级，表中还称是诱敌自投，立非常功，真把自己当周鲂、孙布。
“秦始皇、汉孝武之俦”的曹睿又岂会不明白，若是真心为魏，事前为甚么不上表透露计划以示忠诚呢？只是此时被蜀汉、吴、轲比能所牵制罢了，外患若解除时，秋后算帐也不迟，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拜其为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来暂安其心。第一次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5．田豫限制鲜卑各部一家独大的政策，224年轲比能便与其发生冲突，从此怀貳。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为其招引而起兵；233年在楼烦杀并州将苏尚、董弼，史称陉北之战。
鲜卑族战斗力强，连休屠、羯等外族也畏之：
屠各旧畏鲜卑……贼望见鲜卑，不战而走。《晋书．李矩传》
文鸯未至，（石）勒已率八千骑围续。勒素畏鲜卑，又闻文鸯至，乃弃攻具东走。《晋书．邵续传》
6．刘劭是认为要弄清孙权是否要封公孙渊为燕王一事，修德而不征。若仅看“燕王”这关键词，应该是嘉禾二年孙权遣张弥等为使后的事，再早一点也只能是公孙渊遣宿舒、孙综称藩于孙权后。田豫杀周贺后，不可能还在商议是否扣留公孙渊计吏及出兵贺，在这里本传专美得有点过。若要勉强解释，公孙渊在魏出征前已遣使称藩，不过使者十月才至吴，所以洛阳已有公孙渊受孙权燕王的传言。
7．《三国志．蒋济传》注引《战略》称其为平州刺史，不一定是误写，因为田豫也不是青州刺史，有可能是遙领的空衔。
任乌丸校尉时使节，只因以示代表国家，改任后遂还节，与将军假节不同。
8．吴丞相顾雍谏孙权曰：“公孙泉未可信，后必悔也。”权入禁中，雍后随之，顿首曰：“此国之大事，臣以死争之。”权使左右扶出。《太平御览》卷454引梁祚《魏国统》

五、毌丘俭无功而还的二伐
“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这是陆逊谏孙权之词，因为当他得知被公孙渊算计了，怒不可止，曹操、刘备及关羽都占不了我多少便宜，今天居然被公孙小子弄至贻笑天下（自裴松之开始已为历代史家所诟病）？
这是孙权少有的不理智，居然想仅派数万兵，越海远征辽东复仇？就算克服了水土不服，真的灭了据险而守的公孙渊，这隔海飞地又如何守住魏军的来犯？难道为了一口气就劳民伤财、牺牲数万将士？相传孙权曾设东仓，作遣兵伐公孙渊之用（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六．太仓城条》）。故不止陆逊，还有众多吴臣劝谏，包括薛综、陆瑁，別放弃江东根基而干傻事（详见众人各本传），连其姬妾也作疏以谏（注9）。孙权终于冷静下来，打消远征之举。
这典故除了成为谏伐、刚愎自用的教材外，居然也成为讨封的理据之一：东晋咸康七年，前燕慕容皝欲得东晋的册封，遣刘翔至建康，朝议论纷争，刘翔便谓中常侍彧弘说：“公孙渊无尺寸之益于吴，吴主封为燕王，加以九钖。今慕容镇军屡摧贼锋，威振秦、陇，（石）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币，欲授以曜威大将军、辽西王；慕容镇军恶其非正，却而不受。”（见《十六国春秋．慕容皝下》）这番话转告给晋成帝后就成事了，不错，确实要拉拢一下这后赵石虎的敌人。
对后面真正有正面影响的，就是开拓了江东至东北亚的直通航线，路线如胡三省在卷95东晋咸和九年中所说：“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转料角至登州大洋；东北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马石津即此地也。”马石津就是三国的沓津。《南齐书．东夷传》中称高丽：“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就是沿用孙权之旧路。
从洛阳还的公孙渊计吏对他说，魏使节团皆择勇力者、非凡人，作贼心虚的他自然联想起刺客，大军围魏使者的情况下方敢受拜。又数出恶言，使者把情况汇报给曹睿后，更加坚定其想法，外患威胁解除后，就是对公孙渊开刀之时。
公孙渊当然也知道魏使者回洛阳后，绝对不会有甚么美言，也很清楚自己正身处于各势力间平衡的微妙关系，魏才腾不出大量兵力。随著诸葛亮、轲比能之死，公孙渊当然知道这意味著甚么，总要办一点事以示忠诚。青龙四年（236年），肃慎氏献楛矢（见《明帝纪》），就是他的臣属表现：
肃慎生活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直至日本海的区域，遥远的肃慎贡献楛矢，一向被视作天降祥瑞，只有周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人当政才有资格获得（注10）。肃慎去洛阳上贡献，只能取道夫余、玄菟和辽东，没有公孙渊的首肯，怎么可能实现？
可惜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司马懿同年也献上一头白鹿，故这一场“天降祥瑞”实在不怎么样，也沒有动摇曹睿的决心（“图讨辽东”）。他以有干策的荊州刺史毌丘俭，徒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度辽将军的头衔，再加上能指挥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曹睿的企图非常明显了。万斯同在《魏方镇年表》中，就把毌丘俭为幽州刺史之年定为青龙四年。
不知道是毌丘俭成功揣摩上意，还是急于立功，上疏称曰：“陛下即位已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卫臻反对，认为犹有吴兴兵犯境，百姓疲劳，且公孙渊外抚戎夷，內修战射，偏师恐怕无功。除了偏师无功这点最终应验外，卫臻根本看不清曹睿的算盘，当然不为所纳。
诸葛亮和轲比能这两个大患已去，关中和幽、并的兵力可以解放，这时不出手解决辽东这不稳定因素外，难道等待鲜卑再出雄杰统一各族，或蜀汉再有北伐的鹰派上场后，才悔之已晚？出兵后的一年，即蜀汉延熙元年，刘禅已下诏蒋琬，说曹睿兴兵辽东，命其“总帅诸军，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结果三年后，吴就有全琮略淮南、诸葛恪攻六安、朱然围樊、诸葛瑾攻柤中；蒋琬同时欲出东三郡。
最重要的还是其养子曹芳，这个正统性非常低的年幼太子：曹睿登基的前两年，孙权、诸葛亮就北伐，欺其根基不稳，他往长安备蜀汉时就有谣言云“帝已崩”，群臣推曹植继位。这切身体会再回望一下曹芳，正如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一章第三节中所称：“如何为子孙留下一个较为安稳的政治局面，当是明帝晚年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蜀汉军事压力缓解的情况下，明帝不顾朝臣的反对，执意面平定辽东，当存有不遗患于子孙的政治考量。”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战与否，而是如何打。
何况当时魏已经成功拉拢高句丽，至少是能影响他的外交决策，证据就是青龙四年，可以迫使她斩孙权使胡卫等，传其首。夏侯献就曾上表称：“高句丽、秽貊与渊有仇，并为寇钞。”（见《公孙渊传》注引《魏名臣奏》）若伐辽东至少是中立，甚至可邀其出兵助战。

这时欠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景初元年（237年）七月，也就是包括自己在內的三祖之庙，建成后的一个月（毌丘俭可能就是认为曹睿因此急需战绩），借口孙权遣使与高句丽通、欲袭辽东，遣毌丘俭率诸军及鲜卑（注11）、乌丸屯辽东南界，以玺书征公孙渊。公孙渊根本不可能奉旨，二伐辽东便开始。
毌丘俭，日后这个以一万兵破两万高句丽军，屠其首都丸都山城（其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现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上，只有南面地势稍平，故毌丘俭军“束马悬车，以登丸都”），立纪功碑（“肃慎南界”及“丸都山”碑）。据《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记载，这个高句丽王口中的“魏之名将”毌丘俭，“为方阵，决死而战”，高句丽军死者一万八千余人（《梁书．东夷传》则云斩首虏万余级）；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其军事能力绝非王雄可比。
大军压境至辽隧，当年从袁熙至辽东的右北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人，率众五千余人降。可惜这点小利不足以改变战局，只能算是为明年司马懿扫除点障碍。毌丘俭军与公孙渊军战，不利；再加上雨季又至，连续十天大雨，辽水暴涨。
大雨不适宜进军，这是常识，泥泞的路会造成士卒的体力消耗，以及后方补给上的困难。时人局限于自然与人事有密切关联的思想中，连曹操自己都不能例外，其所著的《兵书接要》就云：“三军将行，其旗垫然若雨，是谓天露。三军失徒。将阵，雨甚，是谓浴尸。先阵者败亡。大将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谓天泣。其将大凶，其卒散亡。”（见《太平御览》卷11）
再回想一下曹真被困于天狱的子午谷的前事，曹睿便下旨诏还。又下诏赦免为公孙渊所胁略下，而不得降的辽东将吏士，如同刘启讨平七国之乱前后的特赦，大打打心理战，为下一轮攻势造点准备。

又玄菟高句丽县有辽山，小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隧县，入于大辽水也。《水经注．卷14．小辽水》
一名东梁河，一名大梁水…又折而西南，至浑河（小辽水），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司马懿斩公孙渊父子于梁水之上，即此。《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八．太子河条》
肖忠纯先生在《古代辽泽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分析，现发现的考古遗跡中都是在今北镇、黑山、新民、辽中、台安、盘山这范围以外；两汉也沒有县设立在这区域內，这片沼泽、湖泊、河流等共同形成、交互错杂的自然综合体早已存在。入辽基本是走绕过辽泽的南路：从无虑县出发，沿辽泽南部的外围，经险渎县东南跨越辽河，往东北至襄平。
大辽水可说是襄平的天险，只要经其入海口辽口，海船可至襄平；与小辽水的交汇点、南路必经之地的辽隧，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就出现公孙渊军两次皆派重兵驻守这坚城的情况。顾祖禹在辽水条中，就总结了隋唐远征高丽时的景况：
“隋大业七年，伐高丽，至辽水，众军俱会，临水为大阵，高丽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命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趋东岸，桥短丈余，士卒赴水接战，高丽乘高击之，为所败，乃引桥复就西岸，命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进战于东岸，高丽大败。明年复度辽，攻辽东城，未克。会杨玄感作乱，引还。唐贞观十八年，遣营州都督张俭等讨高丽，值辽水涨，俭等久不得济。既而车驾至辽泽，泥淖三百余里，人马不可通。诏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既济，即撤之，以坚士卒之心。及师还，以辽泽泥潦，遣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而度。今辽地遇雨则多淖，盖天设之险矣。向来筑边墙于辽河内，东西旷绝，自广宁至辽阳，以辽河为津要，秋冬冰结，人马可以通行，易于应援。冰开时，为贼所据。则两城势孤，虽有渡船，不能猝济。”

脸已撕破的公孙渊，纵有将军纶直、贾笵等苦谏仍不听（更被公孙渊所杀，后为司马懿封其墓，显其遗嗣），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称绍汉元年。遣使者假鲜卑单于玺，诱其侵扰北方减轻自身压力，这还算是有实现可能的计划，但轲比能死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终也沒成事；遣使至吴及魏更纯属是缘木求鱼。
公孙渊还真有脸向孙权求援，不马上斩使者只因羊衜建议不如做渔人，哪方失利就打那只落水狗。孙权同意，不但起兵，还对公孙渊说甚么“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深为弟忧也”云云安抚其心。实际上却是迟至赤乌二年（景初三年），羊衜、郑冑、孙怡才至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还。《晋书．宣帝纪》所云的“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纯属是本传专美。因为正如蒋济所言，孙权已知魏有所防备，根本不会救这昔辱之者，出兵只是疑兵计，不可能深入內地交锋，最多只是“浅规”，轻兵掩袭。
公孙渊下属郭昕、柳浦等的《为公孙渊上书自直》，引用一大堆典故都是废话连篇，纵不谈前事，若真有谢罪之心，还会置百官、称绍汉元年吗？这儿戏的缓兵之计曹睿会中计才怪。鉴于毌丘俭不是镇北将军吕昭（沒有都督河北诸军事之权），仅幽州一州之力，实无力平辽东，曹睿只好从关中召当朝最强之将司马懿，动用中央军伐辽；同时下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作运兵粮之用。
9．文皇帝敬其文才，诏入宫省。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条注引《列女传》
余嘉钖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引李慈铭云：案文皇帝当作大皇帝，谓孙权也。
10．周武王时，（肃慎）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晋书．东夷传》
11．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晋书．慕容廆载记》
虽然这里只提及其一年后从征，但《明帝纪》既云“鲜卑、乌丸”，入居辽西的莫护跋，恐怕也不能不与“天下名骑”的乌丸一样从征，他的自主性与高句丽不同，因魏不可能有精锐也不动用的。

六、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氏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孙子兵法．作战第二》

辛毗奏中提及的“连年谷麦不收”，用魏征的上谏解释, 指的通常是天灾导致的结果，而非敌国的军事行动；再翻翻魏这数年“连年”的灾祸（注12），要迫使司马懿动用关中军屯的成果，从长安调五百万斛粟往饥荒的关东，可知天灾瘟疫也是“役费难供”的主因之一。
因此朝臣多认为四万兵太多，但曹睿说：“四千里征伐（《续汉书．郡国志五》云辽东只是在洛阳东北三千六百里），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坚持以四万人行。不过魏总兵力不只有这四万，幽州刺史毌丘俭从征，鲜卑、高句丽等也出兵，还有从海路攻带方、乐浪二郡（注13）。
曹睿询问司马懿平辽方略，首先司马懿认为公孙渊不会行上计（弃城预走），若公孙渊真的像库图佐夫对拿破仑那样坚壁清野，魏军或许真应付不了严寒、补给。不过公孙渊只像应付毌丘俭那样先拒守辽水的中计，最终只是困守襄平（下计）。
司马懿认为往、还、战各需百天，休息六十天，一年时间即可平定辽东。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9．军行迟速条》就引用此例说：“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然后再引用夏侯渊的“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说：“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何曾建议曹睿设军副，一如张耳、刘隆佐助主帅韩信、马援，主帅若有不测也有人代行职务。陶新华先生在《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第四章军副条中就推测何曾表中“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观之，军副必有监视主将的作用。曹操也曾上表：“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见《后汉书．荀彧传》）可见魏制设副贰是常态。按《晋书．何曾传》的说法是曹睿不从；但按《明帝纪》注引《毌丘俭志记》则云他为司马懿副，事实上他也确实从征了，恐怕《晋书》所言不实。

《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四．虢公台条》云县西南有贺酒台。司马懿怅然有感，便像刘邦唱《大风歌》般，唱：“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最后一句算是向朝廷自白，不会据辽东为王，会班师回朝。高堂隆曾向曹睿谏：“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內”、陈矫回答曹睿：“（司马懿）社稷，未知也。”故司马懿的担扰不是无的放矢。
当年曹操北征乌丸，曾凿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注14）；司马懿也在其征途中开渠运粮，《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十二．深州条》就记录鲁口城乃司马懿凿滹沱入泒水而筑，越过曹操也亲临的碣石后，军至辽水；司马懿也动用海船从青州运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登州条》便记录黄县以北二十里有大人故城。
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由并海道东进（即傍海道，见王子今先生《秦汉交通史稿》第六章第一节），在辽隧面对的卑衍、杨祚等数万步骑，公孙渊令其逆战，却为司马懿之将胡遵等所败。不过辽隧城围堑二十余里（《宣帝纪》则云南北六七十里，今从《通鉴》），攻之不易。司马懿乃多张旗帜，令军穿围，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敌营相逼，沉舟焚樑，傍辽水作长围，弃贼不顾卑衍等而向襄平。
诸将不明白为甚么不攻敌反而是作围，司马懿便解释：“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中其计，如王邑兵败昆阳。若攻敌之不得不救（空虚的襄平），敌惧而求战，破之必矣。”结果正如司马懿所料，卑衍等恐襄平失守，被引蛇出洞，夜走，魏军在襄平西南的首山附近三战皆捷，毌丘俭无法攻克的辽隧，已为司马懿所下，进围襄平。
同一时间（六月），公孙渊已丟失乐浪和带方，《三国志．东夷传》记录倭女王遣使朝献的时间为景初二年六月，魏带方太守刘夏遣吏将其送至洛阳，这就显示刘夏已定带方郡（陶元珍认为乐浪郡当亦同时入魏军之手），可惜二人沒本传，故无法得知交战过程。轻易得手之因，大概是公孙军主力都已在辽隧、襄平之故吧。

七月，曹操面对的大雨再次出现（甘霖三十余天），辽水暴涨，虽然有可用海船自辽口至襄平城下之利，但平地水数尺，三军恐（于禁七军败沒的前事吧），欲移营。司马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但都督令史张静还是犯令，斩后军中乃定。公孙渊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司马懿皆不听。
司马陈圭问：“当年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十六天拔坚城，斩孟达。现在远来而更安缓，愚窃困惑。”司马懿回答：“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过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耗粮竞赛时间（还有吴的援军）。现在贼众我寡，贼饥我饱，区区水雨尔。吾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会迫走贼众。贼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吾故示无能以安抚。若取小利以惊之，不是上策。”
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但曹睿认为司马懿临危制变，不久将擒公孙渊，故不听。辽东平定后，刘放及孙资以参谋之功进爵，封本县侯，应该也是他们支持不召还之故。
雨停后司马懿动用上土山、地道、楯（攻城之士蔽身之器）、楼车、钩梯、冲车，排除万难也要把襄平城围堵（注15），投石机、连弩如雨下，昼夜攻城。公孙渊军粮将尽，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死者甚多，杨祚等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