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不明白

三人成虎的道理大家要是知道，明朝吧还会培养一堆垃圾明黑黑崇祯吗？

问题不在孙承宗而在崇祯身上

貌似是明史里把孙承宗写的很厉害，但明史是清朝修的，又说明清朝捧的人在明朝不怎么样。所以分析一个人要用多重史料结合分析。我也是小白一个，发表点看法

为何有人说明朝的战略家孙承宗毁了大明？
《明史》对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说如果坚持使用孙承宗镇守辽东，则满清入不了关内，更不用说拿下江山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能制定“三方布置”者，非有以天下为棋的气魄和胸襟而不能为。要知道，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等于是把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让人。但如果从战略家的眼光来看，放弃这些地盘，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可是燕雀不会理解大鹏的志向，目光短浅者不能洞察高瞻远瞩者的思想。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没能实施，他本人也被构陷入狱。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没有放弃关外土地，却重在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强度。
其实，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当然，王在晋也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感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也就三四年时间，孙承宗心中的关宁防线已初具规模。他不无得意地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祯长编》卷十三）。“四十七城堡”外，还修了数以百计的“台”。孙承宗沾沾自喜地向朝廷汇报：“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语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崇祯长编》卷十三）
凭借着这条防线及防线上的城堡、兵台的保障，他将明军防区一步一步地扩展开来。天启五年（1625年）夏，他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自称防线由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此外，他又一手提拔起一批将领：满桂、祖大寿、吴襄、赵率教等。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大明东北四年无战事，“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明军已不知不觉地“收复”了辽西，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由衷大赞道：“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可是，对于孙承宗的做法，使得军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
这还不算，孙承宗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还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修下去，一直修到将努尔哈赤赶出辽东为止。孙承宗认为，只要将防线延伸到后金的地盘，但凭自己的十几万兵力，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而问题很现实地摆在面前，杨镐兴兵十万，在萨尔浒败了。
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到头来，沈阳、辽阳丢失了；王化贞拥兵十五万，广宁同样溃败得不成样子。按照这个情形推算，要彻底消灭后金，没有二三十几万的兵力肯定是搞不定的，而要议兵三十万，国家财政就必须支两千万两白银来凑饷。可是，孙承宗上任不到一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已经逼得朝廷财政接近透支。很多人看不过眼了。

因为孙承宗搞得基础建设和不断地增兵把国库消耗透支了，一个已经破产的明朝政府根本无力在李闯张逆还有建奴的夹攻下苟延残喘了，如果崇祯能够拉下脸来提早迁都，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也只能苟延残喘而已，总体来说，如果不用孙承宗去烧钱，而是按照熊廷弼的方略省下钱，保存住有生力量，在加上小冰河的气候影响，明朝未必不能把建奴拖死与此同时，如果崇祯再不处处掣肘卢象升和孙传芳等将领，可能明朝还能再度中兴也未可知。
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另外需要说的就是：《明史》是由张廷玉担任总裁官负责编撰的，张廷玉的祖父是明廷的官员，张廷玉在编撰《明史》的时候搜集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东林党和东林后人们提供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整部《明史》是基于东林党的标准来跟风跑的，至于跑到哪，跑多偏，那就真不好说了，毕竟明亡之际，东林党的头部人物们纷纷转投了清室，甚至闹出了出身高门大族的钱谦益对满清的招揽纳头便拜，而出身不高的钱氏小妾柳如是以死明志的事件，后来连乾隆都看不过去了，直接搞了个《贰臣传》。
然后需要说明的就是：孙承宗是东林大佬……
东林党人的清谈误国，志大才疏，满嘴忠君爱国，实际上心里想的全是自己家族的利益和自己的名声，这类情况估计楼主多看看相关的资料，应该就能有点认识了吧。毕竟东林党人的很多领袖式人物都在满清朝野两界活得好好的。

但是我其实更想说，咱们没必要纠结于孙承宗是好是坏，毕竟在明末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孙承宗依然够的上是个英雄人物。评价一个人是否能够被定义为英雄，并非是从结果上来看的。

朱由检太难了，不怪他

我提一句你便知道了：孙承宗终生未尝一胜～明白了不……

这就是大明为什么会亡！！孙承宗只是个文人！！文任武职！外行指挥内行是万历后的最大特点！你真以为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功勋后代都是草包！！

并非亡于孙承宗，，而是亡于所有臣子

我是觉得各打五十大板吧~~那个朝代，子承父业，首先作为最高负责人，尽管自身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应该要有承担的这份心，可以韬光养晦，而不是一味地逃避。至于贪官污吏，哪个朝代都会有，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本来就是无法根治，但负责人可以利用条例来进行限制打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