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计救父
康熙三十七年(1698)，孙嘉淦年方十六，长兄正淦亦年已二十有七，娶妻成家，但未生子。孙天绣一心只盼儿子们个个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故不用他们锄禾当午，汗滴禾土，每日只在塾中“之乎者也”。正淦年长，已参加过两次童试，却连个秀才名分也未取得，自知不是读书的料，早已灰心丧气，但父亲却不言弃，每天让他和三个弟弟去书房读书。谁知他学业未成，却因一句笑话，送了自己性命。
据民间传说，孙正淦有个早起的习惯，这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他早早起床后，去县城北关通惠泉的玉京山上晨练，行至半坡，忽见同窗赵某的妻子端着一个黑瓷尿盆从厕所出来，走到门右侧，将尿盆放地，转身进屋，义端出一口铁锅，置于盆上。尿盆边沿无疑抹上了一圈黑灰。正淦心想，这媳妇晚上方便，坐便于盆，屁股上不正好涂．一圈黑吗?便觉得好笑。
正当孙正淦偷偷发笑时，赵某媳妇来至院当中·，准备搂柴烧火，忽抬头向玉京山半坡望了一眼，见牛坡站立一俊美后生，那便是孙正淦，就偷偷一笑，搂上一把豆秸急忙转身回屋。而立在半山坡的孙正淦仍目不转睛地细看。但见那媳妇黛绿双蛾，鸦黄半额，腰支似柳，婉转轻盈，鬓发如云，容光夺魄，实实是欺桃赛杏，笑燕羞莺。真个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孙正淦偷看了半晌，见赵某媳妇如此俊美的容颜，喜得满心乱痒，无处去挠，心中虽无邪念，却生出一计，要戏耍赵某一番。自古道：“勤有功，戏无益。”岂知这一戏耍，送了两条鲜活的性命，又害得那俊媳妇成了年轻轻的寡妇。
话说当日上午来到塾房，乘先生出去，孙正淦便走近同窗赵某书桌旁附耳低语，欲与其打赌。
赵问之：“平白无故，与我打甚的个赌?”
正淦说：“我准备给你那媳妇屁股上抹个黑圈，你信不信?”
赵某嗔怒说：“你尽是胡说八道!”
孙正淦一本正经地说：“你明早上起床时，一看便知。”
赵某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只当逗笑而已。晚上睡觉时亦未想起。睡至三更，妻子爬起来到盆上撒尿，一阵嘟噜噜的流水声，将赵某惊醒，他突然记起孙正淦的话，便让妻子掌灯脱内裤，要看个分明。
那媳妇以为丈夫还要和她云雨一番，便不耐烦地说：“刚睡下你就来过一次，天亮了还要去学堂，你能吃架住?”
赵某有点不悦，催促妻子快脱内裤，他要看一看。媳妇边脱衣服边说：“那有甚得个看头，你又不是没见过。”
待媳妇脱下内裤，赵某便迫不及待地细看她的屁股。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妻子两屁股蛋上果然有个圆圆的黑圈，就是让人专门往上画，没有点功夫，画得也不会这么圆。这后半夜，赵某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反复思谋黑圈从何而来，莫非果真是孙正淦画上去的?他既能画上，必与内贱通奸。可义一想，妻子与自己结婚不到半年，且与正淦从未谋面，不会有染。思谋半宿，不得其解，故又迷迷糊糊入睡。早上起来后，赵某头昏脑涨，心巾闷闷不乐，简单吃了几口饭，便去学堂。
赵某来到学堂，见孙正淦拿着一枝紫毫，正在临摹王羲之的书法珍品《兰亭序》仿帖，便朝他走去，附耳低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妻子的屁股上有黑圈?”
孙正淦拿起手中的紫毫摇了摇，回答道：“是我亲手画上去的，我岂能不知吗?”
“如此说来，和我内贱可有奸情?”赵某疑惑地问道。孙正淦一本正经地说：“有。不过就一两次，我怕你不信，因此做了个记号。”
赵某一听，羞忿难忍，动起怒来。当下拿起足有半斤重的砚台，朝孙正淦的头上重重地砸去，正好砸在他的太阳穴上。砚台砸碎，墨汁飞贱，穴上割开一个口子。血如泉涌，喷泻不止，还有泼到脸上的墨汁，红黑几股，糊得辨不清脸面。
此时，孙嘉淦弟兄都在学堂，专心读书。忽听“叭嚓”一声，循声望去，只见兄长正淦头已歪在桌上，满脸都是墨和血。弟兄们奔过去，用手一摸，正淦已经断气．旁边站立的赵某，一脸凶相，如牛气喘，仍是怒不可遏。
“杀人啦!”“杀人啦!”孙扬淦大声哭喊，课堂当即大乱，人命关天，学子们忙去报官。不一会，赵某就被狱卒带到官府。j审两问，案情已明，当事人赵某供认不讳，情愿伏法。随后，赵某被逮狱拟斩，可是一年过去了．法司却迟迟不予勾决，原因是“赵氏富于资，夤缘且脱罪”。
孙赢淦的父亲孙天绣，自长子正淦死后，已有_二年、但因赵家有些钱财，贿赂官府，遂使赵某免去一死，天绣抑郁成疾，病倒在床。终日日：“不见彼正法，虽死目不瞑。”一日，他趁妻子原氏出去担水，便挟匕首乘隙入狱杀死赵某，并自系投衙声明为子复仇。
这一年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孙嘉淦亦已十八岁，孙鸿淦也有二十三、四岁，两人均已成人。虽见赵某已死，长兄冤仇已报，但父亲却自系投堂，兄弟二人心下甚忧。于是，孙嘉淦与二哥商讨．决计奔走省城，代父承担罪责。当下，和付亲连个招呼都未打，撒腿就走。过岚县，越娄烦，经古交，慌惧之巾，不知疲累饥渴，一日一夜竞行走三百余里。后人传说是“黑狸虎”将兄弟二人驮至太原府。
次日早上．兄弟二人下了柏板坡，径行向阳店，直入太原城西门。此时身疲肚饥，正愁救父无计可施，忽见远处来一卖砂锅货担。孙嘉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和鸿淦设计，故意逗乐追打，将货担撞倒，砂锅、砂壶尽毁于地。货主虽为商贾之人，却也是小本生意。如今货物尽毁，十分恼怒，便叫孙家兄弟赔偿本利。孙家淦言说身无分文，待打_[赚钱后赔付。货主不允，便将二人抓住，告于阳曲县衙，落入县狱。
再说兴县，赵某已死，县衙疑为孙嘉淦兄弟所为。虽孙天绣自系投堂，但知县栾廷芳见他满脸憔悴，一副病相，行走摇晃不已，手无缚鸡之力，何能入狱杀人?便将他发送回家，令其绑子投案。同时，发布通缉令，知会邻近州县协助巡缉，并派巡捕四出追捕。
一日，两名巡捕来至阳曲县，访知孙嘉淦兄弟已入狱，要带人犯返兴。阳曲县令以状示日：“安有一夜能杀人三百里外乎?怪哉也!”并不许带人。巡捕返回复言知县。知县栾廷芳乃系满洲正蓝旗人氏，来此为官不及一年，且正直无邪，听了巡捕之言，便反复思量：阳曲知县所吉不差，便是孙嘉淦弟兄杀人逃走，只一夜功夫，无沦如何也到不了太原。此案最后竞成疑狱。孙嘉淦弟兄二人在阳曲县狱关押几天后，知县判令他俩赔偿货主砂锅本利后，便将二人释放。
考中进士
孙嘉淦弟兄南阳曲县衙出狱，不口，便回到兴县。但命案未结，忧心不已。其父便“问明圣贤之义”，皆言自系著仇，与朝廷之法并行不悖，父子天性，理所当然，非为任性也。援律请赎，事得释。孙天绣曾对族中数十贫无妻者娶妻，遗孤无人抚者养之，有丧者助之，族中尊服，无敢以事鸣官。故兄弟相安无事，便又放心大胆地去学堂凄书。
经过此次家庭变故，孙家精神上遭受重大打击，从而也激发了孙嘉淦兄弟们勤学苦读的决心。他们益力于学，手不释卷，虽盛夏未尝去衣冠。康熙四十年(1701)春，十九岁的孙嘉淦入县学，补为生员。其时，县学教学条件和生活设施简陋，“诸生樵苏不给”。就连学校取暖做饭的柴炭，都得南家长交纳，或是童生上山砍伐。孙嘉淦长子孙孝愉在《孙嘉淦行述》中言：“其时，家贫不能给衣食，乃人山躬自耕作。尝斧薪，值大风雪，斧落崖雪间，府君缘迹手探之，自巅至麓，十指几堕，然未尝以贫自累。”生活虽然是这样艰辛，但他奋发读书，博览经史，学业精良，“铒试则冠庠众”，县督学高文良对其十分赏识。
康熙五十二年(1 713)春，孙嘉淦参加乡试，考中带人。八月，为庆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又增设一次科考，止称“万寿恩科”，意思是皇帝向学子们施恩，给他们创造人仕的机会。自此之后，清朝历任皇帝以为成例，每到六十寿诞，都要举行这样的“恩科”。这一年，出身汉军镶黄旗、曾主持过四川省会试的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的高其倬出任山西学政。他是一位既有实学、又重视人才的官员。他到山西后，因高文良举荐，很快了解到孙嘉淦的情况，对其加意培养奖拔，延请参加“恩科”，这对孙嘉淦的人生和人仕发挥了关键作用。
清政府当时有一条规定，即“文理优通、品行纯笃的生员，由县儒学教官保送地方官，地方官核访亲试，然后延清”。“各省凡本府省籍之秀才及国子监出身的贡生、监生均有资格参加乡试”。孙嘉淦被高其倬推荐后，即赴京应试，不负众望，中了三甲十四名进士，后人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成为一名庶吉士。
翰林院下设三馆，即庶常馆、起居注馆、围史馆。庶常馆为新进士深造之所。每科殿试后，于新进士内遴选文行兼优、年轻力壮者为庶吉士，人馆再行学习。馆中设满、汉敦习各一人，还有小教习数人，教授庶吉士。庶吉士，亦称庶常，官名，源自《书经主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时期翰林院内的短期职务，由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匝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在翰林院内学习。后再授各即青职，情况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