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汉人八种”新解
　　（一）钱大昕所不明者
　　陈先生未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就“汉人八种”写下的如下意见：
　　陶九成《辍耕录》载汉人八种，曰契丹、曰高丽、曰女直、曰竹因歹、曰朮里阔歹、曰歹竹温、曰竹亦歹、曰渤海。按《辽》、《金》、《元》三史唯见契丹、女直、高丽、渤海四国，余未详。考《元史·镇海传》：“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诸国。”“只温”盖即“竹温”之转欤［52］？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94《元史九》中为《元史·镇海传》中镇海“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诸国”的记载出注云：“《辍耕录》载，汉人八种，有竹温歹，疑即《传》所云只温也。”［53］
　　“汉人八种”中之朮里阔歹与竹赤歹，未见有学者诠释。笔者以为：
　　“朮里阔歹”中之第三字“阔”字或为“阇”字之讹，该名称原初的写法应为“朮里阇歹”，对应于jurjidai。Jurji即“女真”，jurjidai为蒙古人对女真男子的称谓。
　　而“竹赤歹”可能第一字“竹”与第二字“赤”之间漏写一“儿”字，即该名称原初的写法 应为“竹儿赤歹”，亦对应于jurjidai，即蒙古语“女真人”。
　　因此，“汉人八种”中第四至第七种“竹因歹、朮里阔歹、竹温、竹赤歹”应订正为“竹因歹（汉儿）、朮里阇歹（jurjidai，女真）、竹温（汉儿）、竹儿赤歹（jurjidai，女真）”，后面之“竹温（汉儿）、竹儿赤歹（jurjidai，女真）”为前面之“竹因歹（汉儿）、朮里阇歹（jurjidai，女真）”之 重复。
　　（二）“汉人八种”为何不录汉人、南人
　　前面提及陈先生在其文中引述了日本学者箭内亘的观点，即：
　　《辍耕录》者，在汉人中不举汉人殊属非事。且如后文所述，在汉人中严密言之，亦有二种。曾在金统治下之中国人曰汉人，在宋朝统治下之中国人曰南人，待遇上显有差别。由此等情况言之，当改汉人八种为汉人十种［54］。
　　箭内先生的观点受到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批判，后者认为“汉人中包括南人的看法没有道 理”［55］。近 30年来聚焦于辽金元时代“汉儿”的探索成果，一步步推进了陈寅恪先生在国内开始的有关“汉人八种”的研究，其中以贾敬颜先生的《汉人考》一文［56］最著，与贾先生之文思路相似者则有陈述先生的《汉儿汉子说》一文［57］和已故刘浦江教授的《说“汉人” ——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一文［58］。刘文详尽考察了辽金时代被称为“汉儿”的群体的社会状况与族群特色，以及该群体在辽金两朝统治者及两宋统治集团眼中的地位，阐明了他们与南人的差别。而在有关元曲家的重要史料《录鬼簿》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作者钟嗣成对与他同居杭州的元曲家中的北人群体“全然无知”，因此设想北方知识分子与南方文人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59］。这实际上也批判了箭内亘有关“汉人八种”应补入汉人与南人而改为“汉人十种”才对的说法。
　　元人傅若金记《棹歌》若干首，其中一首为：
　　河上风吹杨柳枝，河边日落闭门时。前船好待后船至，南人莫被北人欺［60］。
　　《曼硕题雁》：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61］。
　　郑元祐记《心史》作者郑思肖：
　　闽人郑所南先生，讳思肖。宋有国时，其上世仕于吴。宋亡，遂客吴下。闻其有田数十亩，寄之城南报国寺，以田租入寺为祠其祖。祢遇讳日，必大恸祠下，而先生并馆谷于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与北人交接。于友朋坐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为异［62］。
　　一般而言，元代的北人包括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但郑元祐提到郑思肖“矢不与北人交接”，此“北人”是指“友朋坐间”之“语音异者”。郑元祐称郑思肖世居于吴，故其乡音当为吴语，因此所谓“语音异者”肯定不会指操蒙古语的蒙古人以及操畏兀儿语（或其他突厥语）、唐兀语、藏语和波斯语的色目人，而应指来自北方的“汉儿”。足见元初汉儿与南人隔阂很深，元代“汉人”的概念绝不包括南人。因此，箭内亘提出的陶宗仪在“汉人八种”中遗漏了南人的说法不能成立。

那么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陈先生在箭内亘的基础上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及其答案。陶宗仪既为南人，为何在列“汉人八种”时竟然会遗漏汉人？陈先生设想其原因可能是陶宗仪所记源于某种蒙古文献之原文［63］。
　　为讲清这一点，我们要再看一下《辍耕录》有关“汉人八种”的原始记载。
　　一、“汉人八种”在《辍耕录》卷一。该卷第一部分为“大元宗室世系”，与明初所编《元 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中成吉思汗家系部分非常相似，仅有微小差别，两者大致都出 自元代所编之《十祖世系》与《经世大典》中之《帝系》。该卷第二部分为“列圣授受正统”， 列成吉思汗至元顺帝14朝皇帝。
　　二、该卷第三部分题为“氏族”，共分为四部分：
　　1.蒙古七十二种
　　2.色目三十一种
　　3.汉人八种
　　4.金人姓氏
　　将上述四种氏族共置一起，可有如下发现：
　　1. 四种氏族的前三种分别为蒙古、色目与汉人，第四种名为“金人”，但并不包括金朝 统治下的汉人（狭义的汉人），而仅为女真人。为什么不列狭义的汉人的姓氏？笔者的回答是，狭义的汉人的姓氏赵钱孙李之系出与南人完全相同，没有列出的必要。
　　2. 四种氏族皆为北人。考虑陶宗仪为浙江黄岩人，属南人，故而陶宗仪所论四种氏族皆为他本人及其他南人所不熟悉者。
　　3. 四种氏族中金人之姓氏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自脱脱所主编之《金史》最末部分所附之《金国语解》。据此可以推测，前三种文献“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与“汉人八种” 也可能抄自某文献，虽然其出处迄今尚不清楚。
　　因此，结论是：陶宗仪《辍耕录》的“汉人八种”不能与该书卷一“氏族”标题下的其他三种氏族相割裂，应当将两者联系起来理解。换而言之，其所记者皆北人。
　　列入“汉人八种”的，一是南人所不熟悉，且通常并不被视为狭义汉人的契丹、女真、高丽、渤海等；二是南人（包括陶宗仪本人）所不了解的汉儿/汉人同名异译形式，如“竹因歹” 和“竹温歹”等。而与南人同文同种之狭义汉人的氏族诸如赵钱孙李等，则不列入。
　　（三）有关“汉人八种”来历的另一种推测
　　陶宗仪的“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与“汉人八种”均存在循环重复的问题。韩儒林师曾关注过“蒙古七十二种”中蒙古部名或氏名重复的问题，但未将这个问题同色目与汉人的重复问题联系在一起作整体考虑。
　　在什么情况下文本会重复？可能的答案是文本抄自不同的资料。故而，就“汉人八种”中“竹因歹（汉儿）、朮里阔［阇］歹（jurjidai，女真）”与“竹温（汉儿）、竹［儿］赤歹（jurjidai， 女真）”重复的问题，与其接受陈先生之抄自某种蒙古语资料的设想，莫如解释为抄自两种以上之汉文文献所造成的。前辈学者曾关注过陶宗仪氏族名录中“蒙古七十二种”中的氏 族名重复问题。韩儒林师写道：“至于何以一表之内有若许重复，各人现已不能起陶九成而问之，仍无从解答。惟吾人就七十二种名称稍加考察，觉其重复之处，颇有次第规则可寻。”“吾人颇疑陶九成原有二表，其译名或完全相同，或略有差异，殆著者除其全同而留其略异者，合为一表，遂至重复不可究诘。”［64］

元代蒙古、色目与汉人种类表，除陶宗仪所记之外，不见于其他史料。元代汉人、南人在出居官职时，与蒙古、色目有较大差别。陶宗仪是南人，无官职，记录这份氏族名单的动 机令人不解。蒙古、色目与北人皆属“北人”。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设问：南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关心北人的氏族区分？笔者将目光投向了科举。
　　元代科举除了长时间停废且元末之前兴废不定之外，与历代科举的区别最著处为分设两榜，即蒙古、色目为一榜，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元仁宗在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的 诏敕中说：
　　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 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 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据《元史》八一《选举志》补）。第二场古赋、诏 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两榜并同［65］。
　　这里说的是科考时，蒙古与色目考生的考试内容虽然与汉人、南人基本相同，但难度低一些。如果蒙古、色目考生愿按汉人、南人的标准答题，则要加分。除考试难度之外，在科取名额上元廷规定：“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 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66］由于汉人、南人的人口数十倍于蒙古人、色目人，两者的读书人口则更为悬殊，故而蒙古、色目中举的难度要远低于汉人与南人。因此科举登记时，填写氏族出身事关重大。
　　已故萧启庆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汉人、南人报考时避难就易，投机取巧者极多。”他引宋本所撰《曹公墓志铭》［67］后说：“汉、南人冒籍为蒙古、色目应试 的情况显然甚多，并且不择手段，以至后至元六年宣布恢复科举时明文禁止冒籍。”还说：
　　其色目冒作蒙古，南人冒作汉人，汉人、南人冒作蒙古、色目，须（疑为“虽” 之误）经得官，终身许人陈重告，以冒诈得官例断罪追夺，未除者减等科断［68］。
　　上述规定中言及色目冒籍蒙古。其实蒙古、色目不但为同一榜，考试内容相同，且举人名额也相同，因此色目即使冒籍蒙古，也基本不降低中举的难度，没有实际意义，恐怕不过是照搬了任官的蒙古、色目的氏族限制而已。但汉人、南人冒籍蒙古、色目却明显是一条投机取巧的途径，问题要严重得多。
　　本文前面提到过有姓汉人的问题，即元代可见汉人、南人，特别是汉人例如女真人取 蒙古名的现象。汉人与南人冒籍蒙古、色目要通过什么途径呢？明明是汉人，用汉姓汉名，却径称自己是蒙古人、色目人，恐怕不易蒙混过关，可以设想作弊最便捷的途径大概是 在报氏族时暗渡陈仓，即使用自己氏族的蒙古名称谓，如将汉儿称为“竹因歹”“竹温”，将女真称为“朮里阇歹”或“竹儿赤歹”，以期被归入蒙古人。
　　元代社会虽然人分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四等，但各等人中均包含许多不同种族与来源的人。元代划入蒙古、色目与汉人的各民族、各氏族的名称并无统一标准的译名，因此非汉语来源的词有异写，是元代文献中常见的现象。元史号称难治，此为原因之一。
　　回到元代恢复科举以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各地举子报名应考时，蒙古、色目与汉人自报的氏族汉文译名肯定五花八门，有些汉人举子故意回避自己是汉人。现在我们看到陶宗仪《辍耕录》将竹因歹、朮里阔［阇］歹、竹温、竹［儿］赤歹皆列为汉人，如果这份名单和它前面的“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皆与科举考生登记有关的话，则说明元政府主管科举的部门在登录考生时，发现有些汉儿和女真举子曾分别将自己的氏族称为“竹因 歹”“竹温”，和“朮里阇歹”或“竹儿赤歹”，后来当局专门把这几个蒙古语称谓的姓氏列为 汉人，以防冒籍。因此我推测，元政府曾经汇录过划入蒙古、色目、汉人的氏族的名称，这 大概是陶宗仪“氏族”条文本的来历。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句话结束我的讨论：今天我们纪念陈寅恪先生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要墨守成规，而应如他当年在民初开学术之新风一样，从前辈大师的肩膀上继续攀登。

《元典章》还在一则有关辨析女真是否属于“有姓汉儿”的案例中明确提到高丽：
　　延祐四年三月，行省准中书省咨:
　　刑部呈：“济宁路申：‘贼人张不花状招，年二十五岁，根脚女直人氏。招伏通犯切盗二次。不合于延祐二年五月初六日，首贼魏驴儿同情偷盗事主张五家埋窖粟四石，不花分讫一石五斗，未曾食用，被捉到官，将不花断讫五十七下，疏放还家。一次不合于延祐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夜二更前后，受未获首贼魏馿儿同情偷盗事主周臈住猪九口，除将猪四口发卖到价钱中统钞六十六两，首贼魏驴儿分讫钞四十一两，不花分讫钞二十五两，节次破使不存，被捉到官，招伏是实。得此。照得大德八年奏准盗贼通例内节该：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系色目人。有合出军的，明白问了，无隐讳，令各路官司依例发遣。钦此。除钦遵外， 欲将张不花刺配，未审女直同与不同色目，诚恐差池。除将张不花依例杖断六十七下外，听候，乞明降。’得此。为不见女直人是否同色目、汉人除授，移准吏 部关：‘照得至元六年三月承奉中书省札付：据随路见任并各投下创设到达鲁花赤，于内多有女直、契丹、汉儿人等。省府公议得：除回回、畏吾儿、乃蛮、唐兀人 员同蒙古人，准许勾当，于女直、契丹、汉儿人拟合革罢，如有根脚，合于管民官 内取用。奏奉圣旨：那般者。钦奉如此，仰钦依圣旨事意施行，仍将见到部达鲁 花赤从实照勘，分拣各各员数，拟定申呈。奉此。关请照验。’准此。本部议得：偷猪切盗张不花，女直人氏。若拟不同色目，照得大德八年奏准盗贼通例节该：‘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倶系色目。’钦此。参详：前项贼人既是女直，不同蒙古， 况兼有姓，难同色目，合与汉儿一体刺字。宜从都省闻奏，遍行照会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议得：今后女直作贼，既非色目，依准部拟，与汉儿一体刺字。咨请依上施行［28］。
　　本案例中，涉案的济宁人张不花起蒙古名“不花”（buqa），译言“牛”，系女真人。从《金史》后附之《金国语解》中金人姓氏里所录“颜盏曰张”［29］看，张不花原属女真颜盏氏。他在犯偷盗罪后，被按“汉儿”条例处置。从文献所记载的官府的讨论看，高丽人与女真、汉儿一样，均被视为“有姓”。故而高丽人被划入汉人的原因，除史料所记在元世祖忽必烈看来高丽人“识会文字，行夫子之道”［30］及该国“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31］，即行用汉文、遵奉汉仪规之外，还有高丽人皆“有姓”。
　　尽管元政府将高丽人划入汉人，陶宗仪也明确将高丽人列为“汉人八种”之一，但高丽王室很明确地不愿被列为汉人，而希望比为色目。有关高丽方面准备向元所上要求划高丽人为色目的表文，保留在表文的两位高丽草拟者李齐贤与安轴的文集中。李齐贤所拟表文题为《乞比色目表》，表文在列举了高丽在成吉思汗时助攻辽东等功绩之后，特别提到高丽与元有“甥舅之至欢”，得“联芳于玉叶”，即其国王得尚元公主，进而提出“既然得附于本支，何乃未同于色目”的问题，希冀元廷俯允将高丽人划为色目的要求［32］。安轴所拟表 文题为《请同色目表》，其中有“亲则是一家甥舅，义则为同体君臣。兹远别于汉南，得同入于色目。伏望谅臣匪他之恳，知臣附本之心。廓阐至仁，俯硕俞旨”之语，也是用高丽与元 的舅姓关系为辞，说明高丽与蒙元皇室关系之密远逾汉人、南人，希望将高丽人划为色 目［33］。由于这一事件未见于中国文献与《高丽史》，我们尚不清楚高丽在向元交涉此事 时，最终采纳了两份表文中的哪一份。

五、西域史料中的契丹人——汉儿与中土
　　拉施都丁（Rašīd al-Dīn）在其《中国史》中记：
　　ba-zabān-i īšān khān ž wa khūn nūy
　　用他们（按，指中国人）的语言说，则为（khān ž）与（khūn nūy）［34］。
　　此处的（khān ž wa khūn nūy），各本写法不一。《中国史》的研究者王一丹认真比对了各抄本中此名的写法，以拉丁转写形式将其一一列出：
　　B、C 与 F 本作（khān žū khūn nūy），D 本为（jān žū jūn nūy），G 本作（hān žū u khūn nūy），H 本（khān žū khūn tū），I本（khān žū khūn nū）。卡特麦尔在《波斯蒙古史》“导言”中录作khanjo-tchou-tchoun-koué［35］。
　　伽特梅尔（é. Quatremére，王一丹译作“卡特麦尔”）所录写的形式，当为前文所提及的陈先生文中所说波斯史料记录的汉人称谓之所本。伽特梅尔认为，tchoun-koué 即“中国”，khanjo-tchou应读作Chan-si（陕西或山西），因此它的完整意思应为“陕西和中国”［36］。伯希和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伽特梅尔所录写的前两个音节应读作H·anzu，是“汉子”的对音，指中国北部，与“蛮子”所指称的南部中国正好相对；后三个音节可能是下文Jāuqūt（札忽惕）一词的错讹形式［37］。已故奥地利蒙古学家卡尔·扬（Karl Jahn）的德译本采纳了伯希和的观点［38］，而门格斯（Karl Menges）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卡尔·扬的德译本中所录的hān žū hūn nūj一词的前两个音应为“汉族”的对音，后两个音可能是čūn-gūj，即čžūŋ-ğuo（中国）的对音［39］。
　　王一丹采纳了门格斯的意见，将（khān žū）理解为“汉族”［40］。“汉族”是现代才有的词，在拉施都丁写《中国史》时尚未产生。辽金时代，华北汉人多称为“汉人”或“汉儿”，而较少称为“汉子”。故而，此名第一部分（khān ž），其原本形式似应为（khān r），即“汉儿”①。
　　有关宋以前上推至北朝时文献中“汉儿”的记载，前人多有讨论。辽人称境内的汉人为“汉儿”的有关文献记载亦很常见。如北宋武珪撰《燕北杂记》提到：“北界汉儿多为契丹凌辱，骂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41］元代在伊利汗国的汉人基本为13世纪中叶元宪宗蒙哥即位后从大蒙古国境内征发，随其弟旭烈兀西征者，其时代上距辽时已逾百年，而大蒙古的汉人聚居区主要为原金统治下的中原，故而更应考察的是金代对汉人的称谓。金对汉人区分南北，将宋统治下的汉人称为“南家”［42］，将自己控制下的汉人称为“汉儿”。如金佚名者的《大金吊伐录》卷下所录天会五年（1127年）二月《帅府再下举人》中言及：
　　如或必欲元帅府推择，缘会验在军皆系河北汉儿，若举北人，即与混一无异，实违已降圣旨。若欲推择南人，其见在军前南官，亦枢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审果有可举者否。若有所举，则请具姓名见示，亦与依应［43］。

金张玮《大金集礼》记大定七年（1167年）“闰七月一日敕旨：‘今后宫中亲王及妃嫔等宣诰，并以汉儿字给授。’”［44］同书卷三十一皇统六年（按：皇统无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班位表奏·奏事》：
　　法官二员（一员检断女直、契丹等，一员检断汉儿、汉、渤海），准备闻奏。若奏事即本台长官，与应勘之官同奏，别具奏目（依都省见行例，各随契丹、汉儿随色字作奏目）。……拟添设典事二人（一名管女直、契丹文字，一名管汉儿文字），敕旨从之。
　　又同书卷三十八《沿祀杂录》言及：“七祀献官一员，留判充；读祝官一员，会宁令充；司尊彝 二员，警巡使充；举祝官二员，女直、汉儿知法充。”［45］
　　《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闰十一月戊午条记：
　　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46］
　　关于其第二部分（khūn nūy），笔者同意王一丹的意见，即应订正为（jūn tūy，中土）。“中土”是中国人在古文文献中对自己所居地域的称呼，由于迁至波斯的汉人多系金人，兹亦以金史文献为证。《金史》记：
　　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47］。
　　官修而金章宗钦定之《大金德运图说》说：“钦惟我太祖皇帝，兴举义兵，剪辽平宋，奄有中土。”②《大金国志》则记：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国（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简。废刘豫后，虑中 （国）〔州〕怀二三之意，（姑）〔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48］。
　　金人元好问所录孙内翰《甄 三藏真身》中有“三藏来中土时”句［49］。又元好问《唐诗鼓吹》所录唐李德裕诗《岭南道中》有“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朝鸡”句，后句注曰：“三更鸡鸣，言岭南气候异于中土也。”③诗虽为唐诗，但注文中言及“中土”，说明此词仍为金人习用。又元好问《大丞相刘氏（刘敏）先茔神道碑》起首处谓：“天兵南下，经略中土。岁甲戌 （贞祐二年，1214年）秋，师次燕西。”［50］成吉思汗征金之后，金士人李英向金廷献十策：
　　其大概谓：“居中土以镇四方，委亲贤以守中都，立潘屏以固关隘，集人力以防不虞，养马力以助军威，爱禾稼以结民心，明赏罚以劝百官，选守令以复郡县， 并州县以省民力。”颇施行之［51］。
　　至于拉施都丁波斯文原文（khān ž wa khūn nūy）中第一部分（khān ž）与第二部分（khūn nūy）之间之字母（wāw），卡尔·扬、伯希和、门格斯诸 人均以为应与其前之字母（ž）拼为（žū）。笔者不采纳此意见，认为（wāw）系并列联词（wa），意 为“ 和 ”“ 同 ”等 。故（khān ž wa khūn nūy）的 校 正 后 形 式（khān ž wa jūn tūy）应解为“汉儿与中土”。

论辽代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
引 言
辽宋夏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之一，辽、西夏、金、元等王朝的建立，使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交往、相互融合，奠定了中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这一时期“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 。其中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即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更是在其长达二百余年的统治中，给我国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留下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在这里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领域，就是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地区——幽云十六州的情况。这一区域自五代后晋时期开始纳入辽朝的版图，辽对其的统治、及辽与中原王朝之间对幽云地区的争夺，贯穿整个辽朝历史的始终，可以说是契丹族与汉族关系中最为微妙的部分。尤其是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的状况，更为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的突出一环。（契丹于太宗会同元年改国号辽，圣宗统和元年恢复为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改为辽，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称其为辽朝。）
和其他历史时期不同，辽金时代的“汉人”一词，曾被用于特指辽朝统治下的汉族居民，本文中所使用的“汉人”一词，即指所有辽朝境内的汉族。而辽代“汉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幽云地区的“汉人”群体，他们不仅推动了辽的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而且对辽、宋、金三朝的历史进程及相互关系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汉人”的情况，正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对象。
关于辽金时期的“汉人”，刘浦江先生曾在《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一文中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总的说来，尚有不尽透彻之处。而本文的写作主旨，就是希望能对辽代幽云地区“汉人”的形成、政治地位和在不同时期的心态问题等方面，作出较为全面的探讨。

比如《金史》的《夹谷清臣传》中就有：“上问：‘汉人与夏人孰勇？’清臣曰：‘汉人勇。’上曰：‘昔元昊扰边，宋终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驭军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胜彼也。’” ，说的显然是原北宋河东一带的汉族。元灭金宋后，将非原属南宋的汉族（包括四川汉族）全部划分为“汉人”，“汉人”的概念再次发生变化，待到明逐元而立，“汉人”的指代内容则又重新回归为所有汉族，从此一直沿用至今，而“汉儿”一词却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无论如何，“汉儿”、“汉人”作为对辽朝治下汉族的专门性称呼，还是曾经存在过的。
由于长期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这些“汉人”与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接触远远多于和“中国之人”的接触，因此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契丹，又不同于“中国”汉族的民族特性。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独立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