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标明，武则天执政期间正是唐朝军事制度的重要转型期，这个转型的大方向就是从“行军”转向“镇军”，也就是从临时出兵转向在边防长期镇守。这个时期也是唐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关键一环。遗憾的是，正史上不但对军事制度的转型写得极其简略，而且字里行间刻意贬损，好像这种转型是什么坏事似的。所以有必要先来看看府兵制。

长期以来盛行的观点是：唐朝建国之初，也就是贞观时期，由于认真落实了均田制，于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很健全，于是府兵战斗力也杠杠的。而到了高宗朝，均田制开始遭到破坏，所以府兵制也跟着溃败，所以唐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差。然后到武则天时代，完了完了更不行了……很多文章一讲起来就是“武则天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然后到玄宗时不得不改成募兵制。现在网上很多文章一提到“府兵制”，简直就象神奇的魔法石，打仗的时候拿出来晃悠一下就能出师大捷似的。
在我看来，这都是出于对“贞观之治”、“均田制”、“府兵制”的过份迷信，以及对武则天的刻意贬损，其实根本就经不起严肃的推敲。

首先唐朝到底有没有均田制就是个问题，因为唐朝的文献中只有“授田”而从来没有出现过“均田”的字样（注释1）。
（注释1）唐代的均田制是个很大的话题，不能轻易下结论。我在本章中的说法来自耿元骊的文章《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对唐代均田制的质疑很有道理。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耿元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历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唐宋史、经济史。

武周时期依然在执行“授田”政策。这就是说，土地仍然控制在国家手里，平民依然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可以耕种的土地。只不过总人口越来越多，每户能分到的田地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即便真的如某些文章所说，武周后期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可是国家所掌握的户口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荒地还在不断地开发、新的州县也在不断设置。这种增长势头会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时期。不但如此，武则天还在天授二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移民，把几十万户从人口稠密、授田不足的关中地区迁移到有地可耕的洛阳周围，并在洛阳地区增设折冲府（就是府兵制中的军府），这明明是加强了府兵制，怎么到了某些专家学者那里就只剩下武则天“破坏均田制、府兵制”了呢？
不过，问题的核心还不在于武则天是不是真的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而是府兵制本身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不过，问题的核心还不在于武则天是不是真的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而是府兵制本身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其实用常识好好想想，府兵制怎么可能有利于战争呢？府兵制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可是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打仗和打猎一样，都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而中原王朝在府兵制下，战争与农业生产正好直接发生矛盾。府兵们平时都要种地，一旦打起仗来田里就没劳动力了，而国家又不给出征士兵发工资，谁打仗谁家就得蒙受损失。一开始府兵们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各种奖赏，可后来仗越打越多，出征时间越来越长，政府已经无力奖赏，那参战士兵就只有发扬风格作牺牲了。
再者，有研究者指出，正因为唐朝的府兵平时免除租庸调和杂役，所以政府也不会保留太多府兵，不然租赋和徭役就无人承担了。这是府兵制与国家和平建设直接相抵触的另一表现。
考察府兵制的历史，起源于南北朝时的西魏。可是西魏的府兵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并不务农，专管打仗。隋文帝灭掉陈朝、统一全国之后，对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纳入州县户籍，这才开始了隋唐两朝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把重点转向和平建设了，才开始出现府兵的“兵农合一”。在战争不多的情况下，府兵制既能保证兵源，又能兼顾农业生产，确实是一种理想制度。可一旦战争频繁，府兵制就难以满足需要了。隋炀帝时不惜民力，三征高句丽时天下征兵，直接后果就是无人种地，搞得田园荒芜，民怨沸腾，到后来第三次征讨高句丽时，实在征不到兵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募兵，“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隋书·炀帝本纪）。所以炀帝时的骁果军已是募兵而非府兵。唐太宗时期据称是建立了最为完美的府兵制，可是太宗在征讨高句丽期间依然开始招募士兵，“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唐书·太宗本纪）－－府兵不够用就是不够用。

“府兵制”之所以深受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大臣以及宋朝史官们的追捧，恐怕主要原因不在于军事上的胜败，而是府兵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特点可以防止武将坐大，说到底是因为府兵制对皇权的威胁小。
考察历史文献，中唐以前出过各种“兵法”，但是对国家的军队制度却罕有真正系统性的总结。反而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文臣们对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们深为厌恶，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初唐时期的好日子，于是开始了对府兵制的神话。

唐太宗时期的军队确实能征善战，同时唐太宗时期也完善了府兵制，但这并不等于二者之间就有什么必然联系。在我看来，贞观时期军队能打与当时的国情有关。

首先，在贞观时期，改朝换代的的全国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无论将领还是士兵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自然比高宗朝时成长起来的兵将更有战斗力。比如具有重大意义的唐朝灭突厥之战，发生在贞观三年十月到四年三月，指挥战争的李靖、李世绩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而唐太宗对府兵制的完善要等到贞观十年，那么这场灭突厥之战与府兵制究竟有多大关联呢？唐灭吐谷浑之战发生在贞观八到九年，参战大将包括段志玄、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均、薛万彻、李大亮等等，还加上不久前归顺唐朝的铁勒首领契必何力，不但名将云集，而且有少数民族部落参战，那么唐灭吐谷浑，府兵制这种制度到底起了几分作用？
其次，贞观年间的战争大多持续时间短，也无须在边境长期派驻军队戍边。突厥贵族受到优待，而且自治；吐谷浑归唐后也是自治；与吐蕃打过一战，之后就是文成公主和亲；西域的扩张才刚开始，著名的安西四镇设立时已是贞观末年。正因为每次战争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府兵制的弱点不至于暴露。

越往后，中原的生活越安定，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痛苦就越大，而利益几乎没有。如同武则天时代的诗人沈佺期在《独不见》中描述的：
　　卢家少妇郁金堂， 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 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 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 更教明月照流黄！
因为战争，夫妻一别就多年不得相见，这样的情形是到了高宗朝后期才逐渐普遍起来的。
府兵制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趋势。唐朝从武德、贞观时期进入高宗时期，国情已变：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正常化了，而战争规模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对农桑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士兵们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赏赐越来越少，因为国家没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地可分了；甚至对外战争能缴获到的敌方战利品也越来越少。贞观十四年唐朝灭高昌，战争结束后，主帅侯君集就因为“私吞战利品”被人弹劾，搞得心中很是不忿－－可见那时掠夺战利品是参战的一大动力。可是到了高宗后期，一则军纪越来越严格，二则唐朝自身越来越富裕，到边境去打仗还能抢到多少战利品？如此一来，士兵的参战意愿自然是越来越低。到武则天时期、中宗睿宗玄宗时期，这种趋势只有越来越加剧。

到武则天时期，还得面对另一个棘手问题：边境的长期镇守。千辛万苦拿下的边陲之地，总得努力经营，否则这些地方会得而复失。贞观时灭掉了吐谷浑，但没有派朝廷军队镇守，结果到了高宗时期，一个疏忽，吐谷浑就被吐蕃夺了过去，而且再也拿不回来；在西域，安西四镇反复争夺；在北方草原，当后突厥的贵族不再满足于做唐朝羁縻州的都督刺史，说复国就复国了。武则天时期，最终决定在安西四镇长期驻兵，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府兵制瓦解、募兵制兴起，从“行军”转向“镇军”，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决策者们应该做的不是徒劳地对抗这种历史趋势，而是应该设法针对新形势拿出新政策。武则天在边境建立长驻的边防军，设立营田使大搞屯田，在北方各州县成立武骑团（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在长安二年设立武举，都是在为军事改革进行探索。到玄宗朝，节度使、募兵等制度终于成熟，完全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必要行动。玄宗到执政后期没有相应地防范边将，但这更多的是领导艺术上出了问题，并非兵制改革的方向错了。

参考文章：
《唐代前期府兵制与兵募新探》，作者：陈嘉礼。文章来源：国学网。
《隋唐军事》（中国文史出版社），作者：郭绍林。
《理想兵制的形塑：唐宋时期的兵农合一论》，作者：方震华（台湾）。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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