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讲同治中兴，先来听一首号角，
号角 吹起烽烟遍地
良民 田园尽数颠沛流离
但见秃垣败瓦 烽火满地
下看繁荣闹市竟变一废墟
啊 啊 充满血泪
恨痛莫名 叹息唏嘘 谁人要
烽烟遍地 故都新市 一朝粉碎
盼待和平 结束纷争
再不要兴杀机
期待仁爱 盼再睹 一丝生气
号角 吹起烽烟遍地
良民 田园尽数颠沛流离
但见秃垣败瓦 烽火满地
下看繁荣闹市竟变一废墟
啊 啊 充满血泪
恨痛莫名 叹息唏嘘 谁人要
烽烟遍地 故都新市 一朝粉碎
盼待和平 结束纷争
再不要兴杀机
期待仁爱 盼再睹 一丝生气
啊 啊 充满血泪
恨痛莫名 叹息唏嘘 谁人要
烽烟遍地 故都新市 一朝粉碎
盼待和平 结束纷争
再不要兴杀机
期待仁爱 盼再睹 一丝生气
重获仁爱 这世间 布满生气
又要纠正一个小错误，实在是，可能是烦躁还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我居然把围城里的方鸿渐说成了孙鸿渐，我觉得也是头脑一直错乱带来的，因为我想起演方鸿渐的人是陈道明，而想起陈道明的时候突然又想起另一个演员叫孙道临，所以我就把这个名字安在一起了，所以人经常受自己混乱的思维所影响，犯一些不自知的错误，我也不是特别感谢这些听众的提醒，这种错误立刻就知道了，我也对你们在评论中表现出的大惊失色表示大惊失色，因为口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嘛？关于读者来信，因为我一时懒就没有读，可是没有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我听说读者一直打电话给我的编辑，我觉得还是希望你们能Calm down一些，如果你写的足够精彩我们肯定能看到。
号角 来自7/80年代香港最重要的填词人郑国江所填的词，原曲是来自日本的谷村新司，演唱者是罗文，代表作是狮子山下的罗文，但比起罗文，这首歌的填词者郑国江可能更让我着迷，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延续了中国的文人传统，他们那代人仍然会使用那种非常典雅的汉语，把他们放在流行音乐之中，他们中的最后一位很有可能是黄沾，或者是仍然在的林夕，再后来，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人，更年轻一代，基本上不太会用这样典雅的汉语，其中那些漂亮的名词都消失了，包括那种情感，那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超越纯粹的个人感受的那种更大的生命力好像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逐渐消失了，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我最近在读一本书，一本旧书，以前读过但每次读都会有新的发现，都会意识到过去没有太读懂的书，叫同治中兴，它来自一位美国的汉学家，Mary Clabaugh Wright，中文名叫芮玛丽。她应该是在50/60年代最杰出的中国专家之一，她这本书改变了很多人对19世纪中国的看法，她还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叫史景迁，成为了关于中国题材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这本同治中兴之中，她实际上描绘了1860年代到1870年代那代人，他们在中央是恭亲王、文祥，沈桂芬这样的官员，在地方则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挫败的中国，一方面是他们无法抵御的但仍不是最严重的西方人的到来，英法联军烧掉了圆明园，皇帝逃到了北方的热河，而且病死在那个地方，北方政权遇到巨大的危机，比这更严重的是一群广东人广西人发起了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定都南京，并且很有可能打到北京去。整个清王朝看起来就即将毁灭掉，但是这群杰出的官僚士大夫却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合力平叛了战争，便开创了新的局面，他们与西方重新缔结关系，试图恢复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包括文化上的复苏，在一段时间里，可能将近有30年的时间，这看起来是成立的，但当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所有的这些中兴，曾经充满期待，却又最终被证明被一套非常迟缓的官僚系统，一套封闭的思想体系所压制，按照芮玛丽的说法就是儒家学说似乎很难匹配现代经济政治所需要的精神。但是芮玛丽的观点后来遇到不断的挑战，在1980年代被很多人相信信奉儒家思想的东亚国家获得了经济腾飞，获得了政治开放，获得了民主社会，似乎儒家精神并不与这些现代观念产生冲突。当然我相信这是一场仍在继续没有答案的争辩。此刻的中国也仍然处在这样一种进程之中，而芮玛丽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保守主义无疑对很多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有巨大的作用，然后今天还学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汇，叫做negative capability，也可以翻译成逆境中的能力，或者负能力，它是指一个人面对巨大的困惑，不确定，挑战时仍然能够非常镇定地寻找答案，而且他们相信并没有一切终极的答案，一切都在不确定中逐渐寻找，我想同治中兴这代人很多人都有这种negative capability，尤其是曾国藩，他不断的失败，却不断的重新站起来进行战斗，当然到了晚年时，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面对一个新世界，他不懂整个的西方世界到底如何发生的，又如何获得富强的，他又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新世界， 所以他说我每天都盼着自己死去。
现在我来读这本书的绪论部分，这也是对全书的综合性的概括，对保守主义的追溯。
中国近代的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如同中国多数历史时期的情况一样，儒学总是以某种形式支配着清代政治思想。儒学的支持者们只是在不得不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的影响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关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性质的基本命题第一次不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他们日益被迫申辩自己的理论，并探索用新的方式来证实儒家学说在政府的实际事务中的价值。最后，在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与一系列机会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前者珍视儒家秩序的内在本质，因而尊崇儒家秩序后者要么把儒家遗产作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手段，要么把它当作遮掩法西斯主义的面纱。由于在后者手中，儒学是一个粗钝无效的刺激手段或是一层难以遮羞的薄纱，因此成为一个笑柄。真正的儒家保守派的立场与之截然不同。
近代儒学的基本教义是礼，即“社会习俗的准则”。儒家的世界模式是一种稳定而灵活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应据此了解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将它们视为理性的和普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予以接受。礼为人们在这种等级秩序中的行为提供了规范法和习惯法。在前后三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保守主义的首要目标一直是维护这种礼教，而中国激进主义的首要目标则是摧毁这种礼教。陈独秀终其一生都将礼教视为头号敌人。不论是在早年作为一名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在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还是在与共产国际决裂后生命的最后十年，他都从未放弃对礼教的斗争。
一个儒教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商业、工业及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与该社会格格不入的。历史被视为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秩序中的不断更新和调整的循环。在这种秩序中不可能形成根本性的冲突。通过妥协和退让解决小的冲突，从而便能达到完美和谐的目标。社会的精英是士人。他们指导社会生活并帮助维持社会本身的自然进程。他们顺其自然，无须创新。他们既不是狂热的宣传家、政治组织者、贵族、僧侣、富人，也不是任何行业的专家。他们是君子，即道德高尚、学识超群并训练有素的人，是人文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正如中国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所描述的：
如果一个人完全通过人际关系来观察世界，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守旧分子，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最后的结局总是相互调整的。而一种经过调整的平衡只能建立在稳定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然而，从纯技术的观点看人对自然的控制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强调技术的进步，人就会投入一场斗争，人对自然的控制就会日新月异。但是，这些技术进步则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世界，由于他们缺乏技术知识，他们不可能赏识技术进步。而且他们认为，改变人际关系的愿望是毫无道理的。
农民在中国保守派的观念中比在欧洲保守派的观念中具有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首先，中国的保守派领袖们知道“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究竟意味着什么。农业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是一切政治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虽然他们是关心自身利益的地主，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将农民的事情视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儒家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像西方的许多政治家那样，从事工商业，过着都市生活，忙于国际事务，同时津津乐道那些有关农家生活其乐融融、农夫自古聪慧狡黠的陈词滥调。其次，按照中国保守派的教义，农民是有理性的可教化的人。凡是按照公认的准则指导农民行为的教诲便是理性的训令，其上级的特权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农民的不满受到重视。军官不断地受到谨言慎行的告诫，以免给农民士兵提供嘲笑和议论的口实。地方官员经常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纠正种种弊政以制止百姓的流言蜚语。
中国农民被认为生性善良，而并非天生邪恶。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保守派完全没有困扰着西方保守派的那种对大众教育的恐惧。儒家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是经济方面的，即农民子弟很难从田间劳动中脱身。人们并不认为如果农民学会读书便会误入歧途。相反，人们认为，那样农民将会更好地理解儒家教义并有助于宣传儒家学说。如果某个农民具有很强的能力，人们就充满信心地期待他成为一名官吏而不是成为一个异端。在理论上，如果他碰巧具有必要的个人能力那么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最高官职都总是对他开放的，如果现有的皇帝违反了理性的道德原则从而丧失了以此为基础的统治权利那么皇位本身也会向他 开放。
中国保守派关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与西方保守派的基本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认为私有财产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诚然，中国的绅士有土地方面的既得利益，也喜欢拥有财富。而且与欧洲的情况相同，私有财产和伴随而来的权力分散被视为 制约专制皇帝恣意妄为的重要手段，因为如果皇帝的权力太大就可能被滥用。但是，在中国保守派看来，私有财产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社会责任网络的一部分。它并不赋予人以“天赋权利” 如果私有财产助长了失业、物价上涨、食品短缺或引起民众不满，从而威胁了社会稳定，那么予以剥夺是正当的。
当然，在这动乱频仍的一百年间，虽然中国的保守主义竭力保存、调整和恢复儒家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但是它的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代保守派是平静的。他们确信儒家学说是普遍真理，它不仅会在中国继续流传而且会逐渐地在全世界流传和发扬光大。内忧外患迫使他们以在太平天国之前的著述中所罕见的敏锐来考察和重新阐述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产生自我怀疑。虽然他们在什么是实现共同坚持的目标的最佳方式上意见纷纷，但是他们无不受到大一统的儒家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的激励，都将儒家学说视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前途所在。
正如利文森出色地描述的那样，第二代保守派就不那么平静了。由于处境维艰、思想困惑，因此他们长期艰苦地寻求一种方式，力求将他们在感情上所依恋的儒家原则与他们既仇视又不得不承认其效力的欧洲观念调和起来。到了第三代，人们的思想分歧扩大了。如果说在第二代，自信已被困惑所取代，那么由于中国的继续衰落预示了亡国亡种的危险，困惑则被恐慌所取代。通往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呢?极少数的激进派主张全盘抛弃儒家体系，而保守派则寄希望于儒教的复兴。中国的第一代保守派比欧洲任何时候的保守派更自信，而且他们能够比西方世界曾经可能使用的方法更充分地检验他们的原则。而中国的第三代保守派则比欧洲任何时候的保守派更失魂落魄、委靡不振，而且也确应如此。因为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曾像他们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而对着生计和自尊的丧失，而且面对着一切道德和社会价值的丧失。他们视之为普遍真理的儒家原则不是那种可以由信徒恪守于内心中的宗教原则，而是在社会效用中才得以维系的社会原则。一旦它们成为了珍藏品或受宠爱的“流亡者”,它们就会逐渐失去生气，被人遗忘。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保守派的抗议呐喊一直显得那样刺耳而愚蠢，一份伟大而丰富的社会政治遗产最后被简化成了一条反共口号，对此人们几乎是毫不惊异的。在20世纪的西方，艺术中的创造性生命力一直是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相联系，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相反，在中国，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摈弃儒家学说的仿制品而追随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当然，这种决裂还不是彻底的。人们所断然抛弃的东西并没有彻底死亡。
号角 吹起烽烟遍地
良民 田园尽数颠沛流离
但见秃垣败瓦 烽火满地
下看繁荣闹市竟变一废墟
啊 啊 充满血泪
恨痛莫名 叹息唏嘘 谁人要
烽烟遍地 故都新市 一朝粉碎
盼待和平 结束纷争
再不要兴杀机
期待仁爱 盼再睹 一丝生气
号角 吹起烽烟遍地
良民 田园尽数颠沛流离
但见秃垣败瓦 烽火满地
下看繁荣闹市竟变一废墟
啊 啊 充满血泪
恨痛莫名 叹息唏嘘 谁人要
烽烟遍地 故都新市 一朝粉碎
盼待和平 结束纷争
再不要兴杀机
期待仁爱 盼再睹 一丝生气
啊 啊 充满血泪
恨痛莫名 叹息唏嘘 谁人要
烽烟遍地 故都新市 一朝粉碎
盼待和平 结束纷争
再不要兴杀机
期待仁爱 盼再睹 一丝生气
重获仁爱 这世间 布满生气
又要纠正一个小错误，实在是，可能是烦躁还是什么原因带来的，我居然把围城里的方鸿渐说成了孙鸿渐，我觉得也是头脑一直错乱带来的，因为我想起演方鸿渐的人是陈道明，而想起陈道明的时候突然又想起另一个演员叫孙道临，所以我就把这个名字安在一起了，所以人经常受自己混乱的思维所影响，犯一些不自知的错误，我也不是特别感谢这些听众的提醒，这种错误立刻就知道了，我也对你们在评论中表现出的大惊失色表示大惊失色，因为口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嘛？关于读者来信，因为我一时懒就没有读，可是没有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我听说读者一直打电话给我的编辑，我觉得还是希望你们能Calm down一些，如果你写的足够精彩我们肯定能看到。
号角 来自7/80年代香港最重要的填词人郑国江所填的词，原曲是来自日本的谷村新司，演唱者是罗文，代表作是狮子山下的罗文，但比起罗文，这首歌的填词者郑国江可能更让我着迷，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延续了中国的文人传统，他们那代人仍然会使用那种非常典雅的汉语，把他们放在流行音乐之中，他们中的最后一位很有可能是黄沾，或者是仍然在的林夕，再后来，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人，更年轻一代，基本上不太会用这样典雅的汉语，其中那些漂亮的名词都消失了，包括那种情感，那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超越纯粹的个人感受的那种更大的生命力好像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逐渐消失了，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我最近在读一本书，一本旧书，以前读过但每次读都会有新的发现，都会意识到过去没有太读懂的书，叫同治中兴，它来自一位美国的汉学家，Mary Clabaugh Wright，中文名叫芮玛丽。她应该是在50/60年代最杰出的中国专家之一，她这本书改变了很多人对19世纪中国的看法，她还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叫史景迁，成为了关于中国题材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这本同治中兴之中，她实际上描绘了1860年代到1870年代那代人，他们在中央是恭亲王、文祥，沈桂芬这样的官员，在地方则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挫败的中国，一方面是他们无法抵御的但仍不是最严重的西方人的到来，英法联军烧掉了圆明园，皇帝逃到了北方的热河，而且病死在那个地方，北方政权遇到巨大的危机，比这更严重的是一群广东人广西人发起了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定都南京，并且很有可能打到北京去。整个清王朝看起来就即将毁灭掉，但是这群杰出的官僚士大夫却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合力平叛了战争，便开创了新的局面，他们与西方重新缔结关系，试图恢复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包括文化上的复苏，在一段时间里，可能将近有30年的时间，这看起来是成立的，但当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所有的这些中兴，曾经充满期待，却又最终被证明被一套非常迟缓的官僚系统，一套封闭的思想体系所压制，按照芮玛丽的说法就是儒家学说似乎很难匹配现代经济政治所需要的精神。但是芮玛丽的观点后来遇到不断的挑战，在1980年代被很多人相信信奉儒家思想的东亚国家获得了经济腾飞，获得了政治开放，获得了民主社会，似乎儒家精神并不与这些现代观念产生冲突。当然我相信这是一场仍在继续没有答案的争辩。此刻的中国也仍然处在这样一种进程之中，而芮玛丽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保守主义无疑对很多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有巨大的作用，然后今天还学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汇，叫做negative capability，也可以翻译成逆境中的能力，或者负能力，它是指一个人面对巨大的困惑，不确定，挑战时仍然能够非常镇定地寻找答案，而且他们相信并没有一切终极的答案，一切都在不确定中逐渐寻找，我想同治中兴这代人很多人都有这种negative capability，尤其是曾国藩，他不断的失败，却不断的重新站起来进行战斗，当然到了晚年时，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面对一个新世界，他不懂整个的西方世界到底如何发生的，又如何获得富强的，他又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新世界， 所以他说我每天都盼着自己死去。
现在我来读这本书的绪论部分，这也是对全书的综合性的概括，对保守主义的追溯。
中国近代的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如同中国多数历史时期的情况一样，儒学总是以某种形式支配着清代政治思想。儒学的支持者们只是在不得不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的影响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关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性质的基本命题第一次不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他们日益被迫申辩自己的理论，并探索用新的方式来证实儒家学说在政府的实际事务中的价值。最后，在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与一系列机会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前者珍视儒家秩序的内在本质，因而尊崇儒家秩序后者要么把儒家遗产作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手段，要么把它当作遮掩法西斯主义的面纱。由于在后者手中，儒学是一个粗钝无效的刺激手段或是一层难以遮羞的薄纱，因此成为一个笑柄。真正的儒家保守派的立场与之截然不同。
近代儒学的基本教义是礼，即“社会习俗的准则”。儒家的世界模式是一种稳定而灵活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应据此了解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将它们视为理性的和普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予以接受。礼为人们在这种等级秩序中的行为提供了规范法和习惯法。在前后三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保守主义的首要目标一直是维护这种礼教，而中国激进主义的首要目标则是摧毁这种礼教。陈独秀终其一生都将礼教视为头号敌人。不论是在早年作为一名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在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还是在与共产国际决裂后生命的最后十年，他都从未放弃对礼教的斗争。
一个儒教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商业、工业及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与该社会格格不入的。历史被视为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秩序中的不断更新和调整的循环。在这种秩序中不可能形成根本性的冲突。通过妥协和退让解决小的冲突，从而便能达到完美和谐的目标。社会的精英是士人。他们指导社会生活并帮助维持社会本身的自然进程。他们顺其自然，无须创新。他们既不是狂热的宣传家、政治组织者、贵族、僧侣、富人，也不是任何行业的专家。他们是君子，即道德高尚、学识超群并训练有素的人，是人文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正如中国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所描述的：
如果一个人完全通过人际关系来观察世界，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守旧分子，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最后的结局总是相互调整的。而一种经过调整的平衡只能建立在稳定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然而，从纯技术的观点看人对自然的控制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强调技术的进步，人就会投入一场斗争，人对自然的控制就会日新月异。但是，这些技术进步则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世界，由于他们缺乏技术知识，他们不可能赏识技术进步。而且他们认为，改变人际关系的愿望是毫无道理的。
农民在中国保守派的观念中比在欧洲保守派的观念中具有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首先，中国的保守派领袖们知道“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究竟意味着什么。农业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是一切政治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虽然他们是关心自身利益的地主，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将农民的事情视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儒家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像西方的许多政治家那样，从事工商业，过着都市生活，忙于国际事务，同时津津乐道那些有关农家生活其乐融融、农夫自古聪慧狡黠的陈词滥调。其次，按照中国保守派的教义，农民是有理性的可教化的人。凡是按照公认的准则指导农民行为的教诲便是理性的训令，其上级的特权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农民的不满受到重视。军官不断地受到谨言慎行的告诫，以免给农民士兵提供嘲笑和议论的口实。地方官员经常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纠正种种弊政以制止百姓的流言蜚语。
中国农民被认为生性善良，而并非天生邪恶。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保守派完全没有困扰着西方保守派的那种对大众教育的恐惧。儒家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是经济方面的，即农民子弟很难从田间劳动中脱身。人们并不认为如果农民学会读书便会误入歧途。相反，人们认为，那样农民将会更好地理解儒家教义并有助于宣传儒家学说。如果某个农民具有很强的能力，人们就充满信心地期待他成为一名官吏而不是成为一个异端。在理论上，如果他碰巧具有必要的个人能力那么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最高官职都总是对他开放的，如果现有的皇帝违反了理性的道德原则从而丧失了以此为基础的统治权利那么皇位本身也会向他 开放。
中国保守派关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与西方保守派的基本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认为私有财产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诚然，中国的绅士有土地方面的既得利益，也喜欢拥有财富。而且与欧洲的情况相同，私有财产和伴随而来的权力分散被视为 制约专制皇帝恣意妄为的重要手段，因为如果皇帝的权力太大就可能被滥用。但是，在中国保守派看来，私有财产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社会责任网络的一部分。它并不赋予人以“天赋权利” 如果私有财产助长了失业、物价上涨、食品短缺或引起民众不满，从而威胁了社会稳定，那么予以剥夺是正当的。
当然，在这动乱频仍的一百年间，虽然中国的保守主义竭力保存、调整和恢复儒家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但是它的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代保守派是平静的。他们确信儒家学说是普遍真理，它不仅会在中国继续流传而且会逐渐地在全世界流传和发扬光大。内忧外患迫使他们以在太平天国之前的著述中所罕见的敏锐来考察和重新阐述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产生自我怀疑。虽然他们在什么是实现共同坚持的目标的最佳方式上意见纷纷，但是他们无不受到大一统的儒家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的激励，都将儒家学说视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前途所在。
正如利文森出色地描述的那样，第二代保守派就不那么平静了。由于处境维艰、思想困惑，因此他们长期艰苦地寻求一种方式，力求将他们在感情上所依恋的儒家原则与他们既仇视又不得不承认其效力的欧洲观念调和起来。到了第三代，人们的思想分歧扩大了。如果说在第二代，自信已被困惑所取代，那么由于中国的继续衰落预示了亡国亡种的危险，困惑则被恐慌所取代。通往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呢?极少数的激进派主张全盘抛弃儒家体系，而保守派则寄希望于儒教的复兴。中国的第一代保守派比欧洲任何时候的保守派更自信，而且他们能够比西方世界曾经可能使用的方法更充分地检验他们的原则。而中国的第三代保守派则比欧洲任何时候的保守派更失魂落魄、委靡不振，而且也确应如此。因为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曾像他们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而对着生计和自尊的丧失，而且面对着一切道德和社会价值的丧失。他们视之为普遍真理的儒家原则不是那种可以由信徒恪守于内心中的宗教原则，而是在社会效用中才得以维系的社会原则。一旦它们成为了珍藏品或受宠爱的“流亡者”,它们就会逐渐失去生气，被人遗忘。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保守派的抗议呐喊一直显得那样刺耳而愚蠢，一份伟大而丰富的社会政治遗产最后被简化成了一条反共口号，对此人们几乎是毫不惊异的。在20世纪的西方，艺术中的创造性生命力一直是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相联系，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相反，在中国，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摈弃儒家学说的仿制品而追随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当然，这种决裂还不是彻底的。人们所断然抛弃的东西并没有彻底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