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觅史记·司马迁〈史记〉》韦力撰_史记吧

——贯穿古今，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
1）司马迁所撰《史记》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同时《史记》一书又是中国史学的最高峰。虽然说在《史记》之前中国也有史书存在，然此前的这类撰述不属于后世所认定的正史，这正如内藤湖南所言：“《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过去那种出于种种目的的记录，即依据官师需要的记录，曾一变为诸子百家的著述，但《史记》则完全不同于以往著述的性质，事实上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历史著作了。”（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
2）内藤湖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汉初由传承各个流派的诸子百家，为了主张各自的一家之言，并附加以新的内容，而最终成为今日书籍的。”他觉得这些著作都是继承战国遗风，到了《淮南子》一书方继承《吕氏春秋》的学风，成为了总括诸家学说的著作。进入汉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思想予以统一：“《准南子》就是用杂家思想所做的统一，这完全是对《昌氏春秋》系统的延续。另一部也往往被认为是受到《吕氏春秋》影响的著作，即实现了在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统一的司马迁的《史记》。”
3）且不论《史记》一书是否受《吕氏春秋》的影响，但此前的著作大多是诸子百家各自的观念，而很多书乃是推行自己的观念，以此来压倒其他家的观念。内藤湖南认为社会的变革出现了类书体，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与这些著作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则不是这种单纯为了君主所编制的参考书那样的类书，而是以一种具有继承孔子《春秋》、以自身天才树立著述系统之创作意图的著作；所以应该说《史记》完全不是那种单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品，而是应司马迁这一大天才的要求才得以诞生的。”所以内藤湖南的结论是：“自从《史记》问世以后，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超越其上的史书了。”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崇祯元年序陈仁锡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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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样的评价可谓高大，内藤湖南明确地说，自《史记》问世之后，中国虽然产生了大量的史书，但没有一部的价值能够超越该书。所以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以此可知，《史记》乃中国正史的第一部。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评语呢？钱穆接着说道：“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
5）由此可知，司马迁之前中国没有正统的史学概念，以至于他的宏著《史记》面世后，编写目录之人都不知道把这部书归在哪个部署内。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是中国正史的创造人。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将司马迁誉之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则称：“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
6）顾颉刚在《史记》校点本序言中对《史记》一书的价值给予了如下总结：“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后世史家或仰兹高荫，或化厥成规，支流纵极伙颐，道源则靡不在此。是书固亦有其甚多之误漏在，然其误后人可得而正，其漏后人可得而补，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廷喆刻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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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许多许多，这些评语不论从哪个角度论述，也无论点出《史记》有怎样的瑕疵，然众口一词的都会认定《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正史，而司马迁为此也就被誉之为中国史学第一人。而他的著作《史记》则被罗元鲲在《史学概要·西汉之史学》中誉之为“我国二千年来第一绝作”。
8）既然《史记》之前还有史书，那么《史记》与那些书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认为中国历史有三种题材，第一是重事的，也就是将历史事件一件一件地分别记述下来，他举出了《尚书》中的《西周书》。这部书一般认为是周公所作，但钱穆认为该书“不专是周公一人”。第二则是注重年代的，这种史书的撰写方式是把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按照年代的先后来编排，钱穆举出的例子就是孔子的《春秋》。第三则是注重人物的，也就是以人物为主体，一个人一个人地分别立传。钱穆举出的例子就是《史记》，所以钱穆认为：“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造。”
9）关于《史记》一书在体例上的独创性，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总结说：“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廷喆刻本，牌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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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翼认为古代史书《尚书》是记言，《春秋》是记事，而后的史书基本沿用此两体，但这种撰写方式不能将两者融为一编，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是将记言、记事以全史的方式熔铸为一炉。自此之后，所编撰的历史史书都本着这种撰书原则，所以赵翼把《史记》一书视之为“史家之极则”。而汪高鑫在其所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中也从这个角度评价了《史记》的开创性：“《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又是我国第一部通史。”
11）司马迁为什么要撰述《史记》一书呢？这个问题早在司马迁当世就有人问过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先说了这样一段话：
12）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廷喆刻本，牌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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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司马迁在这里复述了他父亲司马谈的所言，司马谈说周公去世之后有了孔子，孔子至今又过了五百年，所以还应当出现一位写出伟大著作的人物，而司马迁认为父亲的所指就是自己。以此可见，司马迁有着怎样的雄心。
14）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原本是朝中的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人，他很想继孔子之后效法《春秋》，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元朔七年，汉武帝获白麟，于是改元为元狩元年。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司马谈由是想写一部史书，而下限就是元狩元年，以视绝笔于获麟。这种想法正是效法孔子所撰《春秋》，而后他开始搜集资料来撰写史书。可惜他的著述刚开始不久，就得了重病。元封元年，汉武帝要在泰山之颠举行封禅大典。这样的重要仪式司马谈很想去参加，可惜因病不能前行，而司马迁则赶去参加封禅大典，他走到洛阳时见到了生病的父亲，司马谈觉得遗憾于自己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同时也觉得他不可能完成撰写史书的愿望，于是把这个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司马谈跟儿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15）司马谈说他的祖上早在周代时就任太史令，可见其家世代为史官，他觉得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完成此宏愿，故希望儿子能够延续其家族传统：“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末黄嘉惠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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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司马谈感叹自己没有这样的命，但他要求儿子要继承父志，而后他跟儿子讲述了自己修撰史书的观念“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
17）正是因为司马谈的嘱托，使得司马迁接续父亲的工作，继续撰写这部史书，故而《史记》一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实乃出自司马谈之手。故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著也。”
18）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也在朝中任太史令。有一度他在朝中参与修撰《太初历》，而那时的壶遂也参与此事，壶遂官至詹事，他是汉武帝颇为看重的人，原本想任命壶遂为丞相，可惜壶遂病逝了。看来司马迁跟壶遂在朝中关系处得不错，某天壶遂问司马迁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隆庆间吴勉学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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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壶遂的这句问话看似简单，但却涉及了深刻的问题，司马迁闻听此言后说了一大段话，他们两人的对话载于《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20）因为司马迁曾经拜董仲舒为师，学习过春秋公羊学，所以司马迁首先复述了董仲舒的所言，董认为在孔子时代，诸侯乱天下，孔子撰写《春秋》一书正是想以此来针砭当时的状况。而后司马迁引用了孔子的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接下来司马迁评价《春秋》一书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而后司马迁谈到五经各有各的侧重，经过这样的论述之后，司马迁评价《春秋》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在太阳底下走过这长长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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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既然《春秋》一书有如此重大的价值，然壶遂接着问道：“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22）壶遂认为孔子之时身逢乱世，所以孔子有作《春秋》之举，但如今司马迁处在盛世，那为什么还要效法《春秋》来写一部史书呢？司马迁回答说：“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无一丝可遮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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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司马迁明确地说壶遂的观点不对，因为史书并不都像《春秋》那样只是讽刺乱世，同时也要记载历史的真实。对于司马迁的这段回答，张大可在其专著《司马迁评传》中解读道：“司马迁答壶遂问，阐述的是以《春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思想，凝练成一句话就是‘惩恶劝善’。惩恶即是刺讥，劝善即是颂扬。史学的这两个功能以后者为主，所以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主要内容。”
24）张大可认为司马迁这个观念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后该书引用了刘知几在《史通》卷八《人物》中的一段话：
25）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路的尽头是高大的司马迁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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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刘知几说虽然天下好人少坏人多，但这更应当将好人的事迹记录下来，他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就有这样的意图。然而史书中也同样要记下来那些乱臣贼子的所为，这才符合中国传统上的“惩恶劝善”的观念。
27）然而正当司马迁把主要精力用在撰述史书之时，他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天汉二年九月，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打击匈奴，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五千步卒做策应。然而李陵的军队被八万匈奴骑兵包围，经过十几天的激战，李陵歼敌一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李陵所率军队全军覆没，而李陵也被俘。然而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故其回朝后将战败之事全推到李陵头上，然司马迁知道李陵世代忠良，于是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说话。
◎远方的桥即是高速路穿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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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起初汉武帝听从了司马迁所劝，派公孙敖深入匈奴想救回李陵，而公孙敖在边界上等待了一年多，他偶然捕获了匈奴俘虏，然此人慌报称“李陵教单于兵以备汉”。公孙敖将话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闻之大怒，将李陵全家处斩，而替其说话的司马迁也受到牵连，被判死刑。按照汉朝的法律“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然而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故只能接受腐刑来代死罪。腐刑即宫刑，这对男人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但司马迁想到父亲的嘱托还未完成，他决定接受腐刑，以便活下来继续撰写史书。
29）关于自己的心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着极为明确地表示，他在此文中说过这样被后世广泛引用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后他提及自己受腐刑乃是天下的极刑，但即使这样为什么还要活下来呢？他接着说道：“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30）司马迁明确地表示他想活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史书没有写完，同时他引用了很多历史名人因为受难而努力撰述的掌故：“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路过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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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1楼2021-06-18 05:39

31）接下来，司马迁在此文中讲述了自己撰述史书的整体状况，以及他希望自己的撰述能够流传于后世，让人们知道真实历史的心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32）由以上这段话可知，他所撰的史书总计由五部分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总计一百三十篇。这部书的内容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按照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统计，《史记》一书共写了“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历史。而本书的撰书体例，张大可认为“《史记》的五体均为司马迁所创造”。刘知几在《史通》卷二《列传》中亦提到了《史记》在撰写体例上的创造性：“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草创，始自子长。”
◎景区内的第二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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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2楼2021-06-18 05:40

33）刘知几在这里将《史记》与《汉书》并称，而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的评论方式也是如此：“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后世亦将《史》《汉》并提，有人认为《史》高于《汉》，也有人认为这两者顺序应该倒过来。而早在东汉就有人对《史记》一书提出了批评，《后汉书·班彪传》载有班彪所撰的《略论》一文中说过的这样一番话：
34）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则以绝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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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3楼2021-06-18 05:41

35）班彪说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其实不缺，其中缺了十篇，此事暂且不论，但班彪认为《史记》一书记载的史事有的太过“疏略”，同时他不赞同司马迁的学术观，他认为司马迁崇尚道教而轻儒教，尤其《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轻仁义而以贫贱为羞，同时该书还强调侠客精神。这都不是儒家观念所提倡者，但是从文笔而言，班彪还是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
36）班彪的观点为其子班固所继承，其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过同样一番话：
37）……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古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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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4楼2021-06-18 05:43

38）若从内容来论，司马迁确实重视农商，因为《货殖列传》以专篇来论述经济问题，因为司马迁认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39）司马迁说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是发自本能，而社会的分工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切并非政治力量所能决定的。他强调只有吃饱饭了，人们都有荣辱观，而后才会变得有教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归焉。”
◎继续向上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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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5楼2021-06-18 05:44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觅史记·司马迁〈史记〉》韦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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