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阿富汗使臣抵达北京后，却拒绝行跪拜之礼，这让乾隆大失所望。这意味着阿富汗拒绝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和拒绝遵守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君臣秩序，这无疑给乾隆为首的清朝统治阶层留下来糟糕的印象。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当清军经过多年的苦战，击败准噶尔部势力，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完成对天山南北的统一，再一次将中原的势力延伸至帕米尔高原之际，阿富汗的杜兰尼帝国也正值鼎盛之时，同样将自己势力延伸至至帕米尔高原，清朝与阿富汗不可避免的产生联系。
清军大败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阿富汗“遣使入贡”
1747年7月，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在坎大哈建立了阿富汗杜兰尼帝国，这就是近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前身。艾哈迈德在位期间东征西讨，征服了西起呼罗珊，东至克什米尔，北抵阿姆河，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
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杜兰尼，
他以武力而外交手段建立了杜兰尼帝国
1751年前后，杜兰尼帝国再次发起远征，使巴达克山和兴都库什山以北其他部族政权纷纷臣服，将统治势力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地区。
在巴达克山臣服杜兰尼帝国后，清军也在1759年兵临帕米尔高原，迫使巴达克山臣服，并将逃到其境内的大小和卓擒杀，巴达克山也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巴达克山在臣服于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同时，又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清朝与阿富汗因巴达克山第一次产生了联系。
但是，刚刚统一南疆的清朝，由于立足未稳，对阿富汗采取了尽量避免冲突、承认其势力范围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国间的和平，但并没有与之建立并发展官方关系的强烈意愿。也就是说，清朝的中亚政策满足于维持现状，继而维持南疆的稳定。但是，野心勃勃的艾哈迈德却绝不会对影响力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的清朝视而不见。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六月，西安将军新柱向清廷汇报了阿富汗欲遣使入贡的消息，收到消息的乾隆十分高兴。
一直以来，乾隆也十分清楚巴达克山既臣服于清朝，又臣服于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事实。清朝在统一南疆的过程中，便对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在中亚的崛起有了一定的了解，故乾隆也深知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实力不容小觑，如若横加干涉，肯定会导致两国兵戎相见，这是在西北兵力空虚的清朝所不能承受的。
此时杜兰尼帝国遣使入贡，在乾隆看来是其有意臣服于清朝，这对维护清朝在中亚的权威和维持南疆的稳定大有益处，为此他特地下令沿途各省对待阿富汗使团“预备筵宴，陈设戏具”，甚至准备派遣专使随同阿富汗使团回访该国。然而，让乾隆没想到的是一场激烈的交锋却即将展开。
1763年，阿富汗使臣抵达北京后，却拒绝行跪拜之礼，这让乾隆大失所望。阿富汗使臣拒绝行跪拜之礼，不仅关系到清朝朝廷所谓的威仪，更关键的是这意味着阿富汗拒绝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和拒绝遵守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君臣秩序，这无疑给乾隆为首的清朝统治阶层留下来糟糕的印象。
阿富汗使臣的目中无人一目了然
接下来，在阿富汗使臣递交国书之时，又大肆吹嘘其军队在北印度取得的空前胜利，标榜艾哈迈德的武功，实际上也暗含着以武力恫吓清朝的意味。
阿富汗使臣的言行让乾隆十分震惊，便临时决定安排使臣观摩八旗军队的大规模演兵和操练，很显然，在察觉到阿富汗方面不友好乃至对抗性的姿态后，清廷欲通过阅兵展示武力，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在阿富汗使臣回国之后，乾隆评价阿富汗“并非明理之部落”，“非安分守己之辈”，并下令西北严守边境，至此，清政府已将阿富汗视为新疆安全稳定的重大潜在威胁。
阿富汗使臣以威慑清朝为目标的”朝贡”结束之后，清朝统治者为粉饰太平，依然将阿富汗列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是，从此之后，清朝与阿富汗之间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接触阿富汗的“无礼”也影响了清朝对其他中亚国家的认知，清朝自此之后对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特别谨慎，再也没有接纳新的中亚国家为藩属国。
阿富汗侵略巴达克山，两国关系恶化
在阿富汗使臣“朝贡”之后，清朝与阿富汗之间的官方联系也在事实上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不接触、不对抗，总体维持了基本的稳定状态。然而，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入侵却将这种微妙的平衡打破。
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巴达克山国王素勒坦沙向清朝叶尔羌办事大臣呈报了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袭扰，希望清朝居中调停并派军予以支援。但是乾隆却认为，素勒坦沙向来便居功自傲，“挟清自重”，今天他所面临的局面是由于其对外扩张所引起的，其请求清朝介入，不过是希望借助清军威慑周边。
另一方面，清军在南疆的驻军规模过小，兵力经过增加后仍不足五千人，而当地的兵源又不堪大用。之前素勒坦沙擅自进攻博洛尔，清廷方面便有兴兵讨伐的意向，但乾隆却认为“南疆兵力不足，草率出击，以薄兵进剿，反找人藐视”。综合以上的因素，乾隆拒绝了巴达克山的请求。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乾隆的意料，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阿富汗联合昆都士军队，裹挟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出兵讨伐巴达克山。
巴达克山扼守帕米尔高原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便是西域的战略屏障，更是清朝在中亚最重要、臣服最早、关系最密切的藩属之一，若被他国所灭，不仅南疆的安全形势大为恶化，而且必将对清朝在中亚的威信造成沉重打击。
因此，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入侵，将对清朝产生非常不利影响，但乾隆却出人意料的命令驻新疆清军“不得插手阿富汗、巴达克山之争端”，也不必派遣人员去居中调停。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阿富汗联军开始向巴达克山发动猛攻，素勒坦沙一开始便节节败退，后素勒坦沙率军据城死守，联军因后勤供应中断，迟迟不能攻下城池，最后不得不撤军。
巴达克山击退阿富汗的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却指示“阿富汗之兵既退，即可完局，不必遣人探问”，完全是佯装无事、事不关己的态度。同年十二月，巴达克山再次遣使清朝，请求借兵一万，以防止阿富汗军队的再次入侵。乾隆又一次予以拒绝，并明确表明不再干涉中亚各国的争端。
失去清朝援助的素勒坦沙政权最终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阿富汗所灭，“天朝”的权威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面前退缩，清朝在中亚的威望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此情形之下，清朝彻底断绝了同阿富汗的往来。
在素勒坦沙政权覆灭之后，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实际上取代了清朝，成为中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艾哈迈德更是希望填补准噶尔部覆灭之后所遗留的权力真空，因而利用了南疆周边各政权对清朝的疑惧心理，试图在当地树立起领导者的形象，以共同对抗清朝的势力。
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在
1747 年成为阿富汗帝国的统治者后，将坎大哈设为首都。
在艾哈迈德遣使“示威”，并攻取巴达克山之后，种种迹象表明阿富汗有进一步排斥清朝的打算，此时，新兴的浩罕国也已经开始挑战昔日的宗主国清朝。浩罕国更是寄希望于阿富汗可以整合中亚各国以对抗清朝，从而自己可以从中渔利。于是，浩罕国从中积极斡旋，希望组成对抗清朝的联盟，以消除清朝在中亚的影响力，清朝在中亚面对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由于阿富汗本部和印度北部地区发生了变故导致艾哈迈德进一步扩张的企图化为泡影，自然无心也无力再与清朝对抗。加之中亚各国之间也有着尖锐的矛盾，在阿富汗退出之后，一场由浩罕国主导的中亚各国联合对抗清朝的阴谋最后也不了了之。
但是，阿富汗的危机远没有结束，在帝国的建立者艾哈迈德死后不久，整个帝国便陷入混乱之中,19世纪后，伴随着俄国、英国的入侵，阿富汗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最终在1878年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帕米尔高原东部，浩罕国最终成为清朝的心腹大患，加之俄国入侵加剧，清朝最终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
随着清朝和阿富汗在19世纪相继陷入动荡之中，两国之间再无任何往来。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当清军经过多年的苦战，击败准噶尔部势力，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完成对天山南北的统一，再一次将中原的势力延伸至帕米尔高原之际，阿富汗的杜兰尼帝国也正值鼎盛之时，同样将自己势力延伸至至帕米尔高原，清朝与阿富汗不可避免的产生联系。
清军大败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阿富汗“遣使入贡”
1747年7月，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在坎大哈建立了阿富汗杜兰尼帝国，这就是近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前身。艾哈迈德在位期间东征西讨，征服了西起呼罗珊，东至克什米尔，北抵阿姆河，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
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杜兰尼，
他以武力而外交手段建立了杜兰尼帝国
1751年前后，杜兰尼帝国再次发起远征，使巴达克山和兴都库什山以北其他部族政权纷纷臣服，将统治势力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地区。
在巴达克山臣服杜兰尼帝国后，清军也在1759年兵临帕米尔高原，迫使巴达克山臣服，并将逃到其境内的大小和卓擒杀，巴达克山也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巴达克山在臣服于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同时，又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清朝与阿富汗因巴达克山第一次产生了联系。
但是，刚刚统一南疆的清朝，由于立足未稳，对阿富汗采取了尽量避免冲突、承认其势力范围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国间的和平，但并没有与之建立并发展官方关系的强烈意愿。也就是说，清朝的中亚政策满足于维持现状，继而维持南疆的稳定。但是，野心勃勃的艾哈迈德却绝不会对影响力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的清朝视而不见。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六月，西安将军新柱向清廷汇报了阿富汗欲遣使入贡的消息，收到消息的乾隆十分高兴。
一直以来，乾隆也十分清楚巴达克山既臣服于清朝，又臣服于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事实。清朝在统一南疆的过程中，便对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在中亚的崛起有了一定的了解，故乾隆也深知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实力不容小觑，如若横加干涉，肯定会导致两国兵戎相见，这是在西北兵力空虚的清朝所不能承受的。
此时杜兰尼帝国遣使入贡，在乾隆看来是其有意臣服于清朝，这对维护清朝在中亚的权威和维持南疆的稳定大有益处，为此他特地下令沿途各省对待阿富汗使团“预备筵宴，陈设戏具”，甚至准备派遣专使随同阿富汗使团回访该国。然而，让乾隆没想到的是一场激烈的交锋却即将展开。
1763年，阿富汗使臣抵达北京后，却拒绝行跪拜之礼，这让乾隆大失所望。阿富汗使臣拒绝行跪拜之礼，不仅关系到清朝朝廷所谓的威仪，更关键的是这意味着阿富汗拒绝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和拒绝遵守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君臣秩序，这无疑给乾隆为首的清朝统治阶层留下来糟糕的印象。
阿富汗使臣的目中无人一目了然
接下来，在阿富汗使臣递交国书之时，又大肆吹嘘其军队在北印度取得的空前胜利，标榜艾哈迈德的武功，实际上也暗含着以武力恫吓清朝的意味。
阿富汗使臣的言行让乾隆十分震惊，便临时决定安排使臣观摩八旗军队的大规模演兵和操练，很显然，在察觉到阿富汗方面不友好乃至对抗性的姿态后，清廷欲通过阅兵展示武力，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在阿富汗使臣回国之后，乾隆评价阿富汗“并非明理之部落”，“非安分守己之辈”，并下令西北严守边境，至此，清政府已将阿富汗视为新疆安全稳定的重大潜在威胁。
阿富汗使臣以威慑清朝为目标的”朝贡”结束之后，清朝统治者为粉饰太平，依然将阿富汗列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是，从此之后，清朝与阿富汗之间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接触阿富汗的“无礼”也影响了清朝对其他中亚国家的认知，清朝自此之后对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特别谨慎，再也没有接纳新的中亚国家为藩属国。
阿富汗侵略巴达克山，两国关系恶化
在阿富汗使臣“朝贡”之后，清朝与阿富汗之间的官方联系也在事实上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不接触、不对抗，总体维持了基本的稳定状态。然而，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入侵却将这种微妙的平衡打破。
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巴达克山国王素勒坦沙向清朝叶尔羌办事大臣呈报了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袭扰，希望清朝居中调停并派军予以支援。但是乾隆却认为，素勒坦沙向来便居功自傲，“挟清自重”，今天他所面临的局面是由于其对外扩张所引起的，其请求清朝介入，不过是希望借助清军威慑周边。
另一方面，清军在南疆的驻军规模过小，兵力经过增加后仍不足五千人，而当地的兵源又不堪大用。之前素勒坦沙擅自进攻博洛尔，清廷方面便有兴兵讨伐的意向，但乾隆却认为“南疆兵力不足，草率出击，以薄兵进剿，反找人藐视”。综合以上的因素，乾隆拒绝了巴达克山的请求。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乾隆的意料，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阿富汗联合昆都士军队，裹挟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出兵讨伐巴达克山。
巴达克山扼守帕米尔高原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便是西域的战略屏障，更是清朝在中亚最重要、臣服最早、关系最密切的藩属之一，若被他国所灭，不仅南疆的安全形势大为恶化，而且必将对清朝在中亚的威信造成沉重打击。
因此，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入侵，将对清朝产生非常不利影响，但乾隆却出人意料的命令驻新疆清军“不得插手阿富汗、巴达克山之争端”，也不必派遣人员去居中调停。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阿富汗联军开始向巴达克山发动猛攻，素勒坦沙一开始便节节败退，后素勒坦沙率军据城死守，联军因后勤供应中断，迟迟不能攻下城池，最后不得不撤军。
巴达克山击退阿富汗的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却指示“阿富汗之兵既退，即可完局，不必遣人探问”，完全是佯装无事、事不关己的态度。同年十二月，巴达克山再次遣使清朝，请求借兵一万，以防止阿富汗军队的再次入侵。乾隆又一次予以拒绝，并明确表明不再干涉中亚各国的争端。
失去清朝援助的素勒坦沙政权最终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阿富汗所灭，“天朝”的权威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面前退缩，清朝在中亚的威望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此情形之下，清朝彻底断绝了同阿富汗的往来。
在素勒坦沙政权覆灭之后，阿富汗杜兰尼帝国实际上取代了清朝，成为中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艾哈迈德更是希望填补准噶尔部覆灭之后所遗留的权力真空，因而利用了南疆周边各政权对清朝的疑惧心理，试图在当地树立起领导者的形象，以共同对抗清朝的势力。
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在
1747 年成为阿富汗帝国的统治者后，将坎大哈设为首都。
在艾哈迈德遣使“示威”，并攻取巴达克山之后，种种迹象表明阿富汗有进一步排斥清朝的打算，此时，新兴的浩罕国也已经开始挑战昔日的宗主国清朝。浩罕国更是寄希望于阿富汗可以整合中亚各国以对抗清朝，从而自己可以从中渔利。于是，浩罕国从中积极斡旋，希望组成对抗清朝的联盟，以消除清朝在中亚的影响力，清朝在中亚面对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由于阿富汗本部和印度北部地区发生了变故导致艾哈迈德进一步扩张的企图化为泡影，自然无心也无力再与清朝对抗。加之中亚各国之间也有着尖锐的矛盾，在阿富汗退出之后，一场由浩罕国主导的中亚各国联合对抗清朝的阴谋最后也不了了之。
但是，阿富汗的危机远没有结束，在帝国的建立者艾哈迈德死后不久，整个帝国便陷入混乱之中,19世纪后，伴随着俄国、英国的入侵，阿富汗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最终在1878年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帕米尔高原东部，浩罕国最终成为清朝的心腹大患，加之俄国入侵加剧，清朝最终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
随着清朝和阿富汗在19世纪相继陷入动荡之中，两国之间再无任何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