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主张非常特立独行
墨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而且是带有秘密性质的组织。秘密，一方面源于他们的出身；另一方面也源自他们的主张。墨子、墨家主张“非攻”，要取消战争，那是那个时代的国君很难接受的；更糟的是，他们还主张“兼爱”，对于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对待，换句话说，要取消上下差异，这就更难让国君以及贵族们接受了。
自觉其不同于国君及贵族的立场，墨家的目的——不同于孔子与儒家——不在于说服国君与贵族，而在集结这些非贵族立场的人，反抗贵族。他们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用实际的行动到各国去破坏战争、阻止战争。因而今天留下来的《墨子》的著作，它的性质也不同于其他各家的著作，主要针对的对象不是国君、贵族，而是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建立他们的信念，说服他们反对战争的正当性。
墨子主张：要停止战争，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兼爱”，依照“墨经”的论理，“兼”对应于“体”，“体”是部分，“兼”则是全部。“兼爱”就是“爱所有的人”，而只有无差别、一视同仁，才能够“爱所有的人”。无差别的爱，就是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我们不会伤害自己，如果一律爱人如己，我们也就不会伤害别人了。
战争始自于对外、对待他人的的攻击性。要“非攻”，那就要抑制、乃至取消攻击性，最好也最彻底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用对待自己、爱自己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够爱别人如爱自己？因为想清楚了你就是知道，这是最符合自利好处的状况。你爱别人，别人也都爱你，这样你既不必担心被伤害被侵夺，还能够从每一个人那里得到保护和利益。
因而墨子说的“兼爱”，是一个巨大的全称命题。不是鼓吹任何一个人去扩大善心爱别人，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于是每一个人都同时获得了其他所有人的爱，是一种对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最好、最理想的选择。
但这样的理想情况有可能实现吗？和现实有什么关系吗？在现实里，要如何保证我“兼爱”别人，别人也会“兼爱”我，而不会是我单方面的付出却无所获呢？墨子说：“天”是终极的保证，“天”是有意志的，“天”有好恶，而“天”的意志指向要人“兼爱”。因而“兼爱”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诉求，他背后有“天志”，上天的意志与力量在支持。
墨子的“天志”并不是将“天”想象为意志神，像《旧约圣经》中的上帝那样有意志，会干预人事，将上帝的意志加诸于人身上。墨子的“天”传承自周文化，和“天命”概念中的“天”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墨子主张，“天”最重要的倾向、选择，就是“兼爱”，人无差等地互相对待，从“兼爱”中得到绝对的和平。也就是以“天”的超越地位来保障和平才是对的，战争是错误的。这是战乱时代很容易产生的和平向往。
墨子对“礼”、“乐”的批判
以“天志”来保证“兼爱”，就使得墨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派，而带有高度的宗教信仰的色彩。“天志”不是逻辑上的产物，毋宁必须要诉诸于信仰；更重要的，要靠信仰才能将“天志”建立为不同怀疑的前提，要靠信仰才能把“天志”建立成为阻却论理上的追究。
例如说，如果“天志”意欲“兼爱”，那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现实却不是“兼爱”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使得“天志”被阻挡了，没有成为现实？要如何消除阻挡“天志”的因素，完成“天志”所想要的“兼爱”呢？
墨家清楚指出妨碍“天志”的主要力量——那就是差别心，也就是封建制度赖以成立的那一套身份的区别对待。换句话说，“礼”就是使得人不“兼爱”的元凶。
墨子批判“礼”，而且“非乐”，礼、乐都是不必要的奢侈。这显然反映了平民阶层的素朴的判断，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在生活中运用，当然会优先将资源保留在维持生存的方面，对于无关生存的花费，都视为浪费。
然而墨子对于“礼”、“乐”的批判，还有更深刻的一层意义。这种奢侈，而且是对外显露、炫耀式的奢侈，来自于不平等，并且彰示了不平等，进而强化了不平等、合理化了不平等。不平等，尤其是被合理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平等，那就是“兼爱”最大的敌人。“礼”和“乐”凸显了由身份而来的距离、等差。
墨子特别强调“尚贤”，也是特别对反封建身份而来的原则。“尚贤”的前提就是不考虑身份，拿掉了身份的差别之后，只看一个人的能力，把能力摆到身份之上。这也就联系到“尚同”的原则，既然要“尚贤”，也就意味着分别人有“贤”与“不贤”，不会通通一视同仁都当作一样。因而“尚同”的“同”是有针对性的。从负面上看，“同”是要取消来自封建身份，来自“礼”、“乐”的“分”，也就是取消原有的贵族阶层待遇。正面地看，这个“同”是要所有的人认同“天志”，没有任何歧见地统合在“天志”之下，追求“兼爱”，创造“非攻”的和平环境。
儒墨之争与墨家在历史上的隐匿
墨子明确地将战争与贵族身份联系在一起。背后潜在但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是：你们这些贵族们，为了你们的利益贪婪地争夺，发动了那么多战争，将这么多人拖下水。要终止战争，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取消
墨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而且是带有秘密性质的组织。秘密，一方面源于他们的出身；另一方面也源自他们的主张。墨子、墨家主张“非攻”，要取消战争，那是那个时代的国君很难接受的；更糟的是，他们还主张“兼爱”，对于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对待，换句话说，要取消上下差异，这就更难让国君以及贵族们接受了。
自觉其不同于国君及贵族的立场，墨家的目的——不同于孔子与儒家——不在于说服国君与贵族，而在集结这些非贵族立场的人，反抗贵族。他们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用实际的行动到各国去破坏战争、阻止战争。因而今天留下来的《墨子》的著作，它的性质也不同于其他各家的著作，主要针对的对象不是国君、贵族，而是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建立他们的信念，说服他们反对战争的正当性。
墨子主张：要停止战争，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兼爱”，依照“墨经”的论理，“兼”对应于“体”，“体”是部分，“兼”则是全部。“兼爱”就是“爱所有的人”，而只有无差别、一视同仁，才能够“爱所有的人”。无差别的爱，就是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我们不会伤害自己，如果一律爱人如己，我们也就不会伤害别人了。
战争始自于对外、对待他人的的攻击性。要“非攻”，那就要抑制、乃至取消攻击性，最好也最彻底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用对待自己、爱自己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够爱别人如爱自己？因为想清楚了你就是知道，这是最符合自利好处的状况。你爱别人，别人也都爱你，这样你既不必担心被伤害被侵夺，还能够从每一个人那里得到保护和利益。
因而墨子说的“兼爱”，是一个巨大的全称命题。不是鼓吹任何一个人去扩大善心爱别人，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于是每一个人都同时获得了其他所有人的爱，是一种对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最好、最理想的选择。
但这样的理想情况有可能实现吗？和现实有什么关系吗？在现实里，要如何保证我“兼爱”别人，别人也会“兼爱”我，而不会是我单方面的付出却无所获呢？墨子说：“天”是终极的保证，“天”是有意志的，“天”有好恶，而“天”的意志指向要人“兼爱”。因而“兼爱”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诉求，他背后有“天志”，上天的意志与力量在支持。
墨子的“天志”并不是将“天”想象为意志神，像《旧约圣经》中的上帝那样有意志，会干预人事，将上帝的意志加诸于人身上。墨子的“天”传承自周文化，和“天命”概念中的“天”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墨子主张，“天”最重要的倾向、选择，就是“兼爱”，人无差等地互相对待，从“兼爱”中得到绝对的和平。也就是以“天”的超越地位来保障和平才是对的，战争是错误的。这是战乱时代很容易产生的和平向往。
墨子对“礼”、“乐”的批判
以“天志”来保证“兼爱”，就使得墨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派，而带有高度的宗教信仰的色彩。“天志”不是逻辑上的产物，毋宁必须要诉诸于信仰；更重要的，要靠信仰才能将“天志”建立为不同怀疑的前提，要靠信仰才能把“天志”建立成为阻却论理上的追究。
例如说，如果“天志”意欲“兼爱”，那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现实却不是“兼爱”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使得“天志”被阻挡了，没有成为现实？要如何消除阻挡“天志”的因素，完成“天志”所想要的“兼爱”呢？
墨家清楚指出妨碍“天志”的主要力量——那就是差别心，也就是封建制度赖以成立的那一套身份的区别对待。换句话说，“礼”就是使得人不“兼爱”的元凶。
墨子批判“礼”，而且“非乐”，礼、乐都是不必要的奢侈。这显然反映了平民阶层的素朴的判断，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在生活中运用，当然会优先将资源保留在维持生存的方面，对于无关生存的花费，都视为浪费。
然而墨子对于“礼”、“乐”的批判，还有更深刻的一层意义。这种奢侈，而且是对外显露、炫耀式的奢侈，来自于不平等，并且彰示了不平等，进而强化了不平等、合理化了不平等。不平等，尤其是被合理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平等，那就是“兼爱”最大的敌人。“礼”和“乐”凸显了由身份而来的距离、等差。
墨子特别强调“尚贤”，也是特别对反封建身份而来的原则。“尚贤”的前提就是不考虑身份，拿掉了身份的差别之后，只看一个人的能力，把能力摆到身份之上。这也就联系到“尚同”的原则，既然要“尚贤”，也就意味着分别人有“贤”与“不贤”，不会通通一视同仁都当作一样。因而“尚同”的“同”是有针对性的。从负面上看，“同”是要取消来自封建身份，来自“礼”、“乐”的“分”，也就是取消原有的贵族阶层待遇。正面地看，这个“同”是要所有的人认同“天志”，没有任何歧见地统合在“天志”之下，追求“兼爱”，创造“非攻”的和平环境。
儒墨之争与墨家在历史上的隐匿
墨子明确地将战争与贵族身份联系在一起。背后潜在但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是：你们这些贵族们，为了你们的利益贪婪地争夺，发动了那么多战争，将这么多人拖下水。要终止战争，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