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就社会功用来说，笔者粗粗将其分为四大类，即：祭祀（巫术）性、哲学性、古史性、文学性。四大类刚好可以用中国神话的四本入门书籍做代表，《山海经》代表祭祀（巫术）性，《楚辞》体现文学性，《左传》代表古史性，《淮南子》体现出哲学性。
事实上，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巫师，所以他们口述笔传，留下的经书中就保留了大量的神话资料。《山海经》中对神话广泛而简约的记载，正体现了传播者对其内容的深信不疑，这也是神话之所以是神话的一项重要特点。
中国的史书中，有大量的人物神话，这些人物都有过神的身份与人神不分的经历。《左传》中郯子被问及少昊时，就自豪地说：“吾祖也，我知之。”
诸子百家，对神话采取不同的态度，儒家以人事出发，摒弃神话中的荒诞和想象，以神话历史化。而庄子则以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将神话与道家哲学结合。《淮南子》作为杂家之言，记载百家论述，其中关于天地开辟之说，实际就是哲学化的神话。而屈原，无疑是从审美角度去理解、运用神话，达到“蓝墨水的尽头，是汨罗江”的地步。

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神话”概念，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人们将神话作为自然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源头，究其原因，在于所谓神话，就是古人的“世界观”，神话就是古人生活的世界。所以，神话绝非“虚构的故事”这种不负责任的定义所能概括的，也不是某人编造一个故事就能成为神话的。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神话学是一门科学。古代并没有“神话”这个词，古人对于神话的流传、改编、再创作，实际上无意识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神话学的影响。大部分历史学家把神话当作真正的历史，而有些无神论者则对神话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能脱离神话内容对神话进行研究。这一点直到晚清亦是如此。

我国神话学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40年代，正是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纷至沓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从现实的反满清反帝制需要，追溯华夏民族形成，萌发比较研究方法等，推动神话学的跨越发展。
鲁迅并不专门从事神话研究，但已对神话学形成基本理论，将神话列为文学史首篇，他的《故事新编》，更使他成为晚清至现代神话学的承前启后者。
茅盾为中国神话学的奠基人，他的《中国深化研究ABC》，是中国第一本运用西方科学研究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
闻一多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神话学领域，他对神话的研究更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期，他提出龙是兼具各民族特点的中华民族共有之图腾，对中国神话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40年代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他们从古史的角度对上古帝王神话传说进行细致的辨伪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七大卷共九本《古史辨》，是研究中国神话的重要资料。
钟敬文学术思想驳杂，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民俗神话学和民间文艺学，不过由于本人过于固执己见，对他的评论亦有不同。
袁珂是当代最为读者熟知的神话学家，是不少神话爱好者的引路人，可谓是中国当代最后一位神话学大师。他将神话视为文学范畴，又提出广义神话论，对当代神话学影响很大。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