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大中文系教授袁行霈 
        尧华  

      你是他的学生，上课之前你期盼着他的到来。他轻轻地推门进来，白发皤然，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询问你的学习、生活状况，你的每一丝忧虑或欢乐都可以同他共同承担或分享。一堂课下来，你有许多疑惑要对他诉说，他会耐心地听，同时启发你得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他，就是已经在北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者，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 
       
      一个没有传奇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庸常，先生踏实质朴的经历如泉流山涧，没有惊涛骇浪，却于涓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在他的老同学作家马嘶的印象中，先生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同学注目的。那时，同学们经常发现他在未名湖畔的绿树丛中捧书诵读，或掩卷沉思。先生还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经常写诗，并以音质优美的朗诵受到大家欢迎。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1957年，先生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便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里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随后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被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虽然他讲课很认真受到学生欢迎，虽然他作出一些科研成绩，但他不会“汇报思想”，不愿意在会上讲空话，更不肯检举别人，先生还是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文革开始后，他很自然地又受到批判，被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四十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他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学生十分亲密的人才会有。他准确地记着80年代左右的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在校学生的年龄普遍比现在大，他们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此后几年间，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先生的课在80、90年代成为中文系学子和许多喜欢中文的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成为北大学子美丽的记忆。一位刚刚毕业的中文系博士说：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那种陶醉和潇洒，让你感到他还是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