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兴亡治乱”，“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1]帝国时代的开启——秦，在战国激烈的&&&&中产生。&事&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并实际参与帝国&制的构建。关于秦帝国的“&国主义传统”，已有学者从&治文化角度，结合文吏&治，进行了精辟分析。[2]以往学人从&事史角度，对帝国统一前后秦人的&事进取与开拓，也做有大量工作。[3]然而，从&事制度本身出发，对帝国建立背景及国家形态特征进行的观察，则并不很多。
秦政的确立及向汉政演变，有着由&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转变的宏大背景。[4]而地方武官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进，是认识相关问题的一条重要线索。学界以往对地方武官及&事组织的积累较为丰厚，但多综论地方武官或是对边郡&事组织的专题研究，[5]且以静态分析为主。这里则对地方武官系统作内史、内郡、边郡的区分，选择从“内史—内郡—边郡”的角度，对秦汉地方武官制度作历时性的动态考察，以期增进对国家体制由“战国模式”向“帝国模式”转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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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及汉初“内史—诸郡”武官的平等格局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记郡级官吏简要，言郡守有丞，边郡有长史；郡尉，有丞，[6]凸显郡中最重要的是两官：守、尉。郡守兼文武，郡尉“佐守典武职甲卒”，&事色彩突出。秦时郡长吏为三：守、尉、监。郡尉、监始设，并非郡守的单纯佐官、监官，而是另外的组织机构。秦郡守称府，郡尉称府，而郡监亦称府。[7]秦封泥有“三川尉印”“东郡尉印”“河间尉印”。[8]汉初《二年律令·秩律》依秩级等次载录职官，内史、诸郡武官设置实有非常瞩目之一面：[10-1]
（1）内史，……中尉，……备塞都尉，郡守、尉，……秩各二千石。（四四〇、四四一）
（2）……中司马，郡司马，骑司马，中轻车司马，备盗贼，关中司马□□关司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尉丞六百石。（四六八、四四四）[10]
（3）中发弩、枸（勾）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长五百石。（四四五）
（4）中候，郡候，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四四六）[11]

内史、中尉从职事看，关系颇似郡守与郡尉。西汉早期，这方面情形更显突出。中尉所统除视作&&第四重宿卫力量外，实际主管内史地区&事。[12]同内史类似，它既是&&职官，一定意义上也属地方长吏。上文所引，是将内史与诸郡职官置于一起叙述的。此阶段，内史、中尉、郡守、郡尉皆秩二千石，不仅内史、中尉同秩，郡守、郡尉同秩，[13]而且内史与诸郡长吏亦完全同秩。这无疑应引起研究者特别注意。尹湾汉简所记成帝时东海郡郡尉秩级，已为真二千石，[14]《百官表》所记，则进一步降为比二千石。又据上引，中尉属官有中司马、骑司马、中轻车司马，应皆为千石，“丞四百石”；中发弩、枸（勾）指（盾）发弩、中司空、中轻车，秩皆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又有中候、骑千人，秩皆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与内史相对，西汉初郡尉下有郡司马、骑司马，秩皆千石，丞四百石，与中司马、卫尉司马同。又有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皆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复次则有郡候、骑千人，皆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边地&事要冲，另置备塞都尉，秩二千石，丞六百石。前后对照，可以清楚看到：中尉、郡尉系统不仅内部职官设置基本相同，而且从长吏到各级属吏的秩级，也是完全一致的。京师与诸郡在&事上没有高下之别。秦及西汉早期所置郡，或可看做&&内史地区的平行延伸，而非后来意义的“&&—地方”格局形态。

指称京师之“中”，多相对地方郡国而言。中尉所统属官情形，可为认识郡级&事组织提供进一步参考。《百官公卿表》记中尉“有两丞、候、司马、千人”，下文又言“属官有中垒、寺互”等等。相对“属官”云云，前面诸种似被视作属吏。与之对照，秦郡设司马，里耶秦简8-461木方提到有“邦司马为郡司马”事，紧接“郡尉”条书写。[15]秦封泥有“东郡司马”、“临菑司马”、“琅邪司马”、“南阳司马”。[16]又有候，封泥有“琅邪候印”、“城阳候印”、“南郡候印”；[17]且郡候有丞，如“上郡候丞”、“恒山候丞”。[18]秦郡候在官员或职位之外，可视作机构或组织。反推早期中尉所统中候，也当类似。琅邪，依裴骃《集解》说，始皇廿六年初并天下、划定三十六郡时即有。城阳，并非《秦封泥集》编者所认为的县名，而是郡称。[19]此外，学者有据卫宏《汉官旧仪》“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以“候为秦边郡武官，非内地所设官职”。[20]不过，如果恒山候之置，尚可以秦俯临赵国时而暂设来解释的话，那么城阳为何同样设候就有些不好理解了。“西汉城阳国系秦城阳郡之延续，今一般以为汉城阳郡不临海疆，属于内郡；然而据此‘城阳候印’，则可知秦城阳国又一定属于濒海之边郡，二者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仔细分析。”[21]今据前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候，郡候，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四四六），郡候与中候对举，并提到各有候丞。中候属中尉，郡候则属各郡郡尉所统。依《秩律》“中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四四五）的对称体例看，律文所言“郡”是与京师相对的诸郡。上述武官在秦代地方各郡，实际曾经普遍设置。相较西汉中期以降相关情形，这是秦代地方武官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

秦郡尉以下除司马、候外，还有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这些至西汉中期已无，《百官表》不载，显示郡级武官系统在之后历史时期的退缩。秦封泥有“衡山发弩”、“琅邪发弩”，[22]里耶秦简有“以洞庭发弩印行事”（8-15&）。而据“淮阳弩丞”封泥、[23]“衡山发弩丞印亡”（8-1234）简文，秦郡发弩有丞，丞且有印。此在官职之外，同样可视作组织和机构。秦封泥又有“南郡司空”、“琅邪司丞”，[24]编者以“司丞”为司空丞之省，大体可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有题作《司》的律文。[25]它们从内容看当属司空律，整理小组即归入《秦律十八种·司空》一组。郡轻车资料则有秦印“四川轻车”。[26]如从常设、特设角度而言，上述或皆为秦郡常设之官。当时某些秦郡存在盐、纺、工、水、池一类特设之官，与&事关涉者则有武库、马丞等。前者有“恒山武库”封泥，[27]秦兵器题铭又多见“上郡武库”。后者如“代马丞印”、“衡山马丞”等封泥。[28]
至于郡下之县，相关涉及令、尉、司马、司空、发弩、士吏、校长等。[29]《百官公卿表》虽言“县令、长，皆秦官”，但目前所见秦县主官仅称“令”。[30]与郡分郡守、郡尉及郡监诸府，郡尉与郡守平级不同，县令之下往往设丞、尉二长吏，[31]且县尉秩级明显较县令为低。《二年律令·秩律》叙诸县后，往往言“有丞、尉者半之”。《百官公卿表》记西汉后期县令、长秩千石至三百石，而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由此言之，郡、县组织的构成形态，特别是长吏设置，在历史早期即有较大差别。[32]这同样应引起研究者充分重视。

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行政运作，突出的是列曹与诸官。[33]县廷设户曹、仓曹、尉曹、吏曹、司空曹、令曹、金布等诸曹，又有仓、司空、田、畜、少内及乡等诸官。诸曹属令、丞，多由令佐、令史直曹办事。前者无印绶，所发文书需经令、丞，并加令、丞印发出，如里耶简16-3“尉曹书二封，丞印”。[34]因此，尉曹乃县廷分曹，而非县尉之下分曹。县廷之外的尉、尉史，则称“尉官”，如里耶简8-657“八月甲戌迁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35]诸官与&事有关者还有县司马、发弩、司空、库等。与基层治&相关有士吏、校长、髦长等。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除吏律》“·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二），显示士吏、发弩啬夫的任命与县尉有关，发弩啬夫所统发弩兵士的考课，也归县尉管理。里耶秦简中著名的“除邮人”简显示，邮人除任亦属县尉。[36]而《除吏律》还提到秦县之中除发弩军&外，还有“驾驺”，整理者认为即“厩御”，从事者免除徭戍。《秦律杂抄》中且提到有“轻车、赾张、引强、中卒”（八）等兵种。[37]

里耶秦简中还出现有“卒长”（8-&&3、8-657、8-743）、“敦长”（8-&4&、8-537）与“什长”（8-43&）。“卒长”又见前引《二年律令·秩律》“中发弩、枸（勾）指（盾）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长五百石”（四四五）。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整理小组原注：“卒长，系上列军官之佐。”[38]释文修订本在2006年出版时，则删去了此条。后来学者也有解释为“指‘发弩’、‘轻车’、‘司空’各兵&属下部&之&队长”。[39]按古代军队编制中常见“卒长”。除先秦文献多载外，《说文·金部》“铙”字条引《军法》“卒长执铙”，《周礼·夏官·司马》郑玄注引《军法》“百人为卒”，亦有体现。特别是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西汉晚期墓出土木简，出现有“……其官吏卒长五百将……”（014、173、053）。[40]这里的“卒长”或“官吏卒长”，应与“五百将”、“五百”为同一等级，编制属“官”，统领100人。[41]而“五百将”、“五百”，名称较为特别，秩级正为五百石。[42]而这，恰好又可与上引《秩律》“·卒长五百石”的律文对应，显示汉初情形已如此。里耶简8-657记琅邪郡告内史、属邦、郡守郡尉徙治所事。洞庭郡在收到后，转发所辖各县，同时“军吏在县界中者各告之”，下文进一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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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甲戌，遷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以律令從事。傳別【書】貳春，下卒長奢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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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长亦以“官”称，作“卒长奢官”，值得注意。而迁陵县尉所统卒长奢及其兵士，实际驻扎在县下辖的贰春乡。秦帝国最基础的行政层级——乡，其中一些当时驻有军队。卒长之下为“敦长”，实即屯长，也即上孙家寨汉简所记“队长”，[44]统领50人。[45]里耶“〼□假追盗敦长更戍〼”（8-&&&）残简还提示，“更戍”身份者有担任追盗敦长的。“什长”亦见于上孙家寨汉简，编制属“什”，统领10人。“卒长”、“敦长”、“什长”作为军队编制中三个相邻等级的统领官长，在边郡县政文书中出现，为认识秦代县级&事组织设置及军&&理提供了宝贵信息。

又据《二年律令·秩律》，西汉早期的县分为五等：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所对应的县尉，分别秩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三百石、二百石。县中如另设塞尉、城尉，“秩各减其郡尉百石”。这里所谓“郡尉”，“应指属郡之塞尉、城尉”。[46]由此推之，郡除郡尉外，有时因需也另置塞尉、城尉。与县同级的道置塞尉、城尉，则“秩二百石”（四六九）。此外，六百石县的卫官、校长，秩百六十石；更低县的校长、髦长、发弩，则秩皆百廿石。又据武汉大学利用红外线进行的重新释读，简四七一、四七二作：“县、道司马、候、厩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车者”，“秩各百廿石”。如释读不误，县、道似乎也存在候。[47]

[1]《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9页。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4—267页。又，美国学者鲁威仪提出“合法&力”概念，所开展的相关分析也值得重视。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3]代表性研究如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4]此承阎步克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5]钱文子《补汉兵志》设有“三辅兵”、“城中兵”、“郡国兵”、“边兵”、“部都尉”、“农都尉”、“属国”诸条，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35—46页；孙毓棠《西汉的&制》、《东汉&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6年、1937年，后均收入吴树平编《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200—287页；劳榦：《汉代&制及汉简中的&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徐德嶙《西汉&制及其国&》，《文化先锋》第6卷第8期，1946年；徐德嶙《东汉&制及其&防》，《&治季刊》第5卷第1、2期，1947年；李玉福《秦汉兵制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收入所着《秦汉制度史论》下篇，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4—345页；熊铁基《秦汉&事制度史》第二、四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75、131—163页；黄今言《秦汉&制史论》第四、五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202页；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原刊《文史》第八辑，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第88—115页；陈梦家《西汉都尉考》，收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25—134页；施丁《秦汉郡守兼掌&事略说》，《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三、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7—187、204—205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郡都尉”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版，第339—349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齐鲁书社，2007年，第574—584页；邹水杰：《秦汉县丞尉设置考》，《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专论边郡武官系统者，主要有藤枝晃《汉简职官表》（原刊《东方学报》第25册，1954年），收入《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孙言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9—170页；劳榦《居延汉简考证》“三 戊边塞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第33—40页；米田贤次郎《秦汉帝国的&事组织》（原刊《古代史讲座》第5号，学生社，1962年），收入《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余太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64—1&&页。又，米田贤次郎《汉代辺境防备の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61卷第12号，1952年；《汉代の辺境组织—队の配置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号，1953年；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汉武边塞考略》，均收入《汉简缀述》，第205—219页；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第四章，张学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6—353页，等等。

[6]《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7]里耶秦简中“尉府”（8-&&、8-247、8-1517）多见，而写有郡名及与太守府对应者，亦有不少。如“〼一诣苍梧尉府一南郑·□□”（8-376）、“狱南书一封丞印诣洞庭尉府卅三年十一月癸酉夕〼”(8-1823），及“尉曹书二封迁陵印一封诣洞庭泰守府一封诣洞庭尉府”（8-1225）、“□陵印一洞庭泰守府一洞庭尉府·九月”（8-1474正）。郡监资料，则如里耶简“到监府事急”（8-1006），“书迁陵，迁陵论言问之监府致毄（系）痤临沅”（8-1032），“监府书迁【陵】”（8-164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5、25、74、29、8&、64、72、57、58、80页。岳麓书院藏秦简二十七年质日“辛巳，腾会建监府”“辛丑，腾去监府视事”（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77页），应当亦与郡监府有关。相关又可参考游逸飞《守府、尉府、监府——里耶秦简所见郡级行政的基础研究之一》，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9—238页。又，以下所引简牍材料，均初引注明各种简牍出处、页码，之后随文写明简号。

[8]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碑林集刊》第11辑，2005年，第315—317页。辛德勇已将河间列入可能存在秦郡之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88页）。今按:《秦封泥集》有“河间太守”封泥，而秦玺印、封泥中又尚未见县尉之印，故将“河间尉印”归入郡尉印。又，秦封泥同时见有“齐中尉印”、“齐左尉印”（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61—262页），[8]似显示当时辖境较广之大郡已有分部，设尉不止一员。然资料时代仍需斟酌,此暂不纳入讨论。
[10-1]近年代表性成果为廖伯源《汉初郡长吏考》，《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廖伯源《汉初郡长吏杂考》，《汉学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两文主要结合文献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郡级职官进行了分析。
[10]《秩律》简四四三、四四二、四六八、四四四的重新编联，参见郭洪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编连商兑》，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93页。
[11]简文参见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8、291、260、262—263页。

[12]劳榦《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1958年，第449—450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98页；臧知非《试论汉代中尉、执金吾和北军的演变》，《益阳师专学报》（1990-1）年第2期。
[13]此类同秩，可与汉初卫将军、卫尉情形对照思考。《二年律令·秩律》在卫尉之外，复有卫将军。卫将军这里并不统领卫尉，两官同秩，皆为二千石，各领一个系统。卫将军置长史，秩级八百石，无司马；卫尉下辖有司马，千石，有丞，四百石，而无长史。前者所设长史，汉初御史大夫、丞相，东汉边郡亦称“郡将”的太守有置。后者所设司马，则与郎中系统，中尉、郡尉系统更为接近。
[14]简文作“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一反）。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79页。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释文33页。今按：最初发表编号为8-455。
[16]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52、263页；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第315—316页。今按：临菑，辛德勇归入“秦始并天下四十二郡”（《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65—66页）。不过，讨论临菑郡设立，除从边郡始设而县无此官的方面着眼外，亦应注意秦郡司马曾设置较为普遍的情形。而据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秦县亦有司马。考虑目前秦印、封泥涉及县尉者几乎未见，而地位低于县尉的县司马用印更为少见，这里才暂将“临菑司马”归入郡级司马印。
[17]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64、300页；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306页。又，秦汉官印有“邦候”两种，罗福颐定为“汉初期”，王人聪、王辉归入秦。依名称属秦可能性大，但印文笔划粗且平直，又更近于汉。这里暂不纳入讨论。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4—15页。
[18]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49页；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第180—181页。按“候”，两书皆释作“侯”，对照图版并联系秦史背景，当作“候”，为武职。

[19]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60—61、66—67页。
[20]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20—21页。
[21]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67页。
[22]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54页；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第299页。秦衡山郡设置，学者归入“秦四十八郡”。相关讨论参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85—87页。
[23]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69页。秦设淮阳郡情形，参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15—8页。
[24]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53、265页。
[2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51页，简一三三至一四〇。
[26]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第298页。此印为日本东京菅原石庐藏（《鸭雄绿斋藏中国古玺印精选》，《东方艺术》2008年第16期）。“四川”郡对应文献“泗水”郡，分析参见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60页；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7—98页；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59—60页。[27]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17页。
[28]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第259页；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第317页。

[29]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第95—110页；高恒《秦简牍中的职官及其有关问题》，收入所着《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30页。
[30]参见拙文《里耶秦简“守”、“守丞”新考——兼谈秦汉的守官制度》，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70页。
[31] “简文中有‘临沅监御史’”。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前言，第5页。不过，秦县是否有监御史，还需审慎。
[32]当然，县尉的军&、治&职能仍然重要。《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记秦末陈胜、吴广等谪戍渔阳，有将尉统领。《索隐》引《汉旧仪》“大县二人，其尉将屯九百人”。
[33]参见郭洪伯《稗官与诸曹——秦汉基层机构的部门设置》，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拙文《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20页。
[35]关于尉的守官，学者敏锐注意到“县尉称为‘尉守’而非‘守尉’”（沈刚《也谈秦简所见之守官》，“‘中古中国的&治与制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5月）。按秦及汉初的县行政组织中，县尉属于机构而非仅仅职务。代理某一具体职务者，多称“守某”，如“守丞”、“守斗食佐”、“守游徼”，代理某一具体机构（诸官）长官者，则多称“某守”，如“少内守”、“司空守”、“田官守”、“都乡守”等。“县尉称为‘尉守’而非‘守尉’”，其实恰好印证其属诸官，可称“尉官”的判断。

[36]参见拙文《简牍所见秦汉乡政新探》，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5—474页。
[37]相关探讨又参见拙文《秦汉&制演变研究》第二章第三节，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学系，2013年，第145—154页。
[38]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注五。
[39]王昕《张家山汉简&制释名三则》，《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不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文中出现的符号“·”，“有很强的区隔意义”。“卒长”与“·”前诸职官的联系还需再考虑。相关参见游逸飞《汉初楚国无郡论——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的辩证》，未刊稿。
[40]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第22页。
[41]李零《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考古》1983年第6期；白建钢《青海木简与汉代军&》，《文博》1986年第1期。
[42]李零《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第550—551页；李零《〈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原刊《古籍整理与研究》1991年第6期），收入所着《待兔轩文存：读史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1&&页。
[43]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校释文（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44] “敦”、“屯”、“队”三字关系，参见李零《〈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第187—188页。
[45]里耶简“廿五年九月己丑，将奔命校长周爰书：敦长买、什长嘉皆告曰：徒士五（伍）右里缭可，行到零阳庑谿桥亡”（8-439+8-519+8-537）中，“奔命校长”与“敦长”、“什长”的联系，有待进一步考虑。
[46]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社会科学&线》2003年第3期。
[47]至于往往与候连称的鄣，在地方的设置也值得注意。《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边郡”，反映西汉后期以来的普遍情形。然而，秦代地方县道多见有鄣的设置，似不完全限于边郡。《里耶秦简（壹）》“前言”在介绍洞庭郡迁陵县“县下有乡，……乡下又分为若干里，里有典。乡以外还有亭”外，特别提及“还设有鄣之类的防御设施”（第5页）。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记江陵地区“长利渠（章渠）——杨口水路”，出现有“阳（左舟右彖）鄣”（04-205）、“章渠郊（蹇，足改为走）鄣”（04-203）、“章渠短鄣”（04-112）。而秦郡且有以鄣郡或故鄣郡为名者。参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原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收入所着《石室賸言》，中华书局，2014年，第111—112页；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中华书局，2013年，第242—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