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里有些人总是以”古汉语用法灵活“为托辞，替他诸如“曹丕禅汉”之类的荒谬句构辩护，还大言“不需要语例支持”。
然而显然，古汉语的活用是有边界的，他那些飞马凌空的逆天手笔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试用一些显然的比方说明这一点。
首先，有一件我们众所周知且津津乐道的事，这件事一般叫做“周公辅成王”。
周公辅佐成王，顺理成章，一目了然。
那能不能说成“成王辅周公”呢？
显然，旷古未闻此奇说。但是按照“活用”说，这是讲得通的呀。成王以周公为辅，是谓“成王辅周公”，辅，谓以……为辅，分析的角度，无可诟病。
但他就是错误的，从没有正常人这么用，谁看到了都得说：乱了套。
原理何在呢？
这牵涉到语言和语法的本质。语言是两个东西的结合：一是素材库，称为词汇；二是结构公式集，称为语法。
语法的作用是，诸如”甲爱乙“这类公式化的句子结构中，你能一听/看就懂，谁是爱者，谁是被爱者。这是公式的有效性，即语法的有效性。而不可能是两种冲突乃至相反的可能并存，这句话讲出来，既有可能甲是爱者乙是被爱者，也有可能甲是被爱者乙是爱者。如果允许这个公式结构兼表两种迥然不同的意思，那么它就等于失效了，说了当没说，听者啥信息也没能确定到。
“此用法能讲得通”不是古汉语法的任意通行证，活用有一个边界，就是不能让结构公式集（语法）失效。
因为“辅”除了可以作名词表示辅佐者外，本身是一个及物动词，意为”辅佐“。如果允许名词项活用为”以……为辅佐“这种形式的动词义，就会造成重叠，使得“甲辅乙”既能表示甲是辅佐者的意思，也能表示乙是辅佐者的意思，如此一来，这个句式结构就失效了，因为他如同放屁，没有带给听者确切信息，只能靠听者去猜。

活用的灵活性不得不为句式表义的准确性，即相对唯一性让行，其底线是不能让一个句式成为等于什么也没讲，必待补充解释而后知的放屁句式，一个特定词的用法结构是有相对规范的，是不会容许庸俗的模棱两可的。
“甲辅乙”只能甲是助理，乙是老板。
“甲相乙”同理。
只能“周公辅成王”，没有“成王辅周公”之说。
只有“惠子相梁”，没有“梁王相惠子”。
史记中记载项羽听到的传闻“（沛公）以子婴为相”就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写成这样，不能表述成“相子婴”。
这是有规矩的，受到句式用法的相对确定性约束，此是语言通规。不遵守这种约束的语言，必定沦为若智的语言。

“伐者为主，伐者为客”，是不是也是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