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先生遵照《秩律》“同郡属县集中排列”原则，复原各秩级汉郡排序，发现一套较为固定的顺序，为后人讨论《秩律》郡级政区排序及内在逻辑指明了方向。不过，此前学界对吕后初年朝廷直辖郡的认识并不准确，对《秩律》某些地名隶属关系的理解也有偏差，导致其复原郡级政区排序存在一些不足。最近，笔者《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以下简称《复原》）重新复原了《秩律》各秩级地名的隶属关系，为本文讨论《秩律》郡级政区排序奠定了基础。以下利用《复原》，分析《秩律》各秩级的郡级政区排序。

《秩律》六百石秩级地名数量最大，“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规律最为明显。《复原》把六百石秩级地名区别为“旧本”和“续补律文”两部分，将六百石秩级律文“旧本”地名分为16组。其中第16组集中载录与蛮夷相关的县、道。将这一组去除，其余15组地名分属15个郡级政区，排列顺序为内史、北地郡、上郡、陇西郡、蜀郡、巴郡、汉中郡、河东郡、上党郡、河内郡、河南郡、南郡、南阳郡、颍川郡、云中郡。另外，第16组蛮夷县道排列也有规律，反映的上属郡排列顺序为陇西郡、北地郡、上郡、蜀郡。六百石秩级续补地名可以分为4组，排列顺序为内史、河内郡、颍川郡、东郡（表2）。

《秩律》八百石秩级地名数量仅次于六百石。《复原》将八百石秩级地名分为13组，前10组地名遵循“同郡属县集中排列”原则，排列顺序为内史、北地郡、巴郡、蜀郡、汉中郡、南阳郡、河内郡、河东郡、云中郡、内史。《秩律》千石地名共有20个，排列特征不是很清楚。若按照各自行政归属，排除不属郡的“邑”（隶属诸卿），顺序为内史、蜀郡、河南郡、云中郡、内史。五百石秩级地名只有5个道，按照隶属关系排列顺序为北地郡、蜀郡。

八百石、千石秩级地名最后都出现一组内史属县，其原因不明。若不考虑这两组内史地名。晏先生称《秩律》各秩级地名排序都存在从内史开始、以云中郡结束的规律，基本可信。另外晏先生还指出，东郡地名排列在八百石秩级和六百石秩级律文的最后，“预示着东郡最晚被纳入这个系统”。笔者指出《秩律》续补律文是吕后元年初的官制变动，东郡地名全部位于续补律文，正是吕后元年汉朝重新建置东郡的反映，晏先生所言不虚。总之，《秩律》各秩级地名存在从内史开始、以东郡收尾的规律。

内史与东郡之间的汉郡，又按照怎样的规律进行排列？晏先生在叙述《秩律》六百石、八百石秩级所见郡级政区排序时，透露出对排序规律的理解。他分别采用了破折号和顿号区隔汉郡，由此呈现出一种分组排列规律，即西北诸郡为一组（北地郡、上郡、陇西郡），西南诸郡为一组（巴郡、蜀郡、广汉郡、汉中郡），东部诸郡为一组（河东郡、上党郡、河内郡、河南郡），东南诸郡为一组（南郡、南阳郡、颍川郡），云中郡殿后。对比晏先生六百石秩级、八百石秩级两套郡级政区排序，这个顺序比较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八百石秩级没有将南阳郡与河内郡、河东郡划为两组。

晏先生对《秩律》汉郡排列顺序的归纳，若去除吕后初年不存在的广汉郡，基本可信；以分组形式区别郡级政区排列，也颇具启发意义。《秩律》各秩级地名均以西北诸郡、西南诸郡为先，以东部诸郡、东南诸郡、云中郡为后。唯一可作讨论的是，八百石秩级南阳郡排列在河内郡、河东郡之前，可见把关东诸郡区别为东部诸郡、东南诸郡的想法并不合适，实际应合并为一组。另外，从六百石秩级续补律文的政区排序来看，颍川郡应与云中郡固定排列在各郡的最后。因此笔者基于晏先生的方案，认为《秩律》汉郡排序为先排西北诸郡（北地郡、上郡、陇西郡），再排西南诸郡（蜀郡、巴郡、汉中郡），再排关外诸郡（河东郡、上党郡、河内郡、河南郡、南郡、南阳郡），而颍川郡、云中郡、东郡固定排在关外诸郡最后。这一顺序不仅适用于《秩律》千石至五百石秩级“旧本”律文，同时也适用于六百石秩级后补入律文。虽然各组内部的汉郡排序会有差别（如西南诸郡六百石秩级先排列蜀郡、再排巴郡，八百石秩级先排列巴郡、再排蜀郡；关外诸郡六百石秩级排列次序为河东郡、河内郡、南阳郡，八百石秩级三郡顺序为南阳郡、河内郡、河东郡），但从未出现“跨组”排列的现象，这意味着晏先生以分组方式理解《秩律》汉郡排序的思路是合理的。

三、汉初郡级政区排序所反映的国家&&地理结构
从《秩律》来看，汉初郡级政区排序存在较为固定的顺序。这个顺序依照什么逻辑，又反映了怎样的理念？晏先生称《秩律》郡级政区排序的特征是“以西北始，又以西北终，形成拱卫内史的格局”。《秩律》千石地名首排栎阳、长安，以及各秩级地名均以内史开端，无疑反映了京师、京畿地位特异。那么，郡的排列是否如晏先生所说，反映了汉郡“逆时针”环绕拱卫内史的政治地理格局？笔者认为实际情况恐非如此。

《秩律》首排西北诸郡的做法若放置在秦汉之际的历史背景下，是很自然的。北地郡、上郡、陇西郡与内史相邻，都位于秦岭以北、黄河以西，地理空间相近，人员往来密切，风俗也大致相同。《史记·货殖列传》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北地郡、上郡、陇西郡属于秦人最早占据和开发的地区。陇西郡东部的渭水流域、西汉水流域还是秦人发源地。新近公布的岳麓秦简《亡律》又透露出战国晚期的秦国内史包括后来属于陇西郡东部的渭水流域，以及后来属于北地郡南部的一些县道。邹水杰认为陇西郡、北地郡的设置可能晚至秦始皇三十三年。若所言不误，则陇西郡、北地郡最初同属内史，三郡与京畿关系密切，&&地位特殊，故紧随内史排列。

《秩律》随后排列的蜀郡、巴郡、汉中郡属巴蜀地域范围，是秦人继西北地区之后，渐次开拓的区域。战国初期秦人势力已进入汉中盆地。秦惠文王以汉中盆地为基地，南灭巴国、蜀国，先后置蜀郡、巴郡、汉中郡，三郡的设置仅晚于上郡。秦国建置三郡后，迁入大量关中移民，导致巴蜀地区与关中秦人故地风俗相似。《史记·项羽本纪》曰：“（项羽）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项羽封刘邦于巴蜀，虽曲解怀王之约，仍表明“巴、蜀亦关中地”为时人所认同。蜀郡、巴郡、汉中郡同为秦国故地重要组成部分。

《项羽本纪》“巴、蜀亦关中地”表明秦汉之际亦将巴蜀地区视为“关中”。前人研究秦汉地域观念，早已注意到汉初关中有时涵盖西北、巴蜀地区。司马迁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南则巴蜀。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里提到两种地域范围的“关中”，前者指代今陕西省关中盆地，后者指代战国末年秦国故地。 《史记》对广义“关中”（有时亦称“关西”）的使用非常普遍，表明当时存在把内史、西北诸郡、巴蜀诸郡视为一个整体，统称为“关中”的观念。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突出强调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对天下的区隔作用。汉初以五关为界限划分“关中”“关外”，关中和关外在社会&&、人员治理、物资流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有学者进一步揭示，汉初存在区别对待关中与关外的政策。 《津关令》还存在“关外郡（县）”“关中县”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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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相国议，关外郡买计献马者，守各以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谨籍马职（识）物、齿、高，移其守，及为致告津关，津关案阅（简509）
十五、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节（即）&，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质〈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简513）……不得买及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视，为致告关中县道官，卖更买。·制曰：可（简515）
廿一、丞相上长信詹事书，请汤沐邑在诸侯属长信詹事者，得买骑、轻车、吏乘、置传马关中，比关外县。丞相、御史以闻，·制（简519）

《津关令》常以“关外”与“关中”相对，“关外郡”“关外县”自然对应“关中郡”“关中县”，此乃汉初区别对待“关中”“关外”的体现。从长信詹事所属汤沐邑买马“比关外县”来看，关外显然有一套与关中有别的管理政策。辛德勇称汉初区别对待关中、关外，其意义在于以“关中”制“关外”的地域控制政策，十分精准。汉初立足“关中”。关中&&地位非同寻常，这反映在汉初政区排序上便是区别关中诸郡与关外诸郡，关中诸郡排列在前。这是《秩律》政区排序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国家&&地理结构的反映。

“关中郡”排列在先，其内部先排西北诸郡，再排西南诸郡。这是因为西北诸郡既是秦人最早开拓的区域，又很晚才从内史析出，&&地位高于西南诸郡。再来看“关外郡”。晏先生认为《秩律》先排列东部诸郡，再排列东南诸郡。笔者前面已指出，八百石秩级郡排序看不出这一规律，只有颍川郡、云中郡、东郡固定排列在最后，暗示三郡与其他“关外郡”存在区别。通过分析汉初置郡过程，可以发现此三郡存在共性，都是高帝五年以后建置的汉郡。

高帝五年正月，刘邦在定陶称帝。此时汉国已置有关外的河东郡、上党郡、河内郡、河南郡、南郡、南阳郡。颍川郡、云中郡分属韩国、赵国。五年二月，刘邦徙韩王为代王，置颍川郡。十一年正月，“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颍川郡、云中郡的建置皆在刘邦称帝之后，且颍川郡早于云中郡，故排列在云中郡之前。至于东郡，乃吕后元年初重新建置，因其纳入朝廷体系最晚，故排列在《秩律》各秩级律文最后。可见《秩律》“关外郡”排序乃以刘邦称帝为时间节点。高帝五年已经存在的汉郡排列在先，其后建置的汉郡，依照进入朝廷直辖体系的时间进行排列，这是《秩律》关外郡排序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