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岳飞奉诏班师也就比张俊晚：淮西宣抚使张俊既破亳州，遇大雨，士皆坐于水中，俊遂引军还寿春，留雄胜军统制官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与之，民皆失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六闰六月庚子）
而刘锜，顺昌之战前后确实接到了班师命令，执行了但没有完全执行：方金贼在城下，得递到御笔，刘锜择利班师，太尉以方御敌，未敢轻为进止，既且贼退十日後，又被旨先发老小往镇江府驻劄，遂津遣老弱辎重并被伤战士船载而行。（《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一）
而真正班师是在九月：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韩世忠军前议事，宰相秦桧主罢兵，召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赴行在，遂命易见世忠谕旨，时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还师镇江府，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还池州，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还太平州，自是不复出师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七绍兴十年九月壬寅）
韩世忠班师时间如上。
胡世将、吴璘班师时间在第二年九月：（绍兴十一年九月戊申）右护军都统制吴璘自腊家城班师，初金统军胡盏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驿书命璘，遂归，宣抚副使胡世将闻之，叹曰：“何不降金字牌且来世将处耶？”世将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献于行在命，利路转运判官郭游卿就俘护中，以声音形貌验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斩于嘉陵江上，敛其尸以为京观，余皆湼其面于界上放还，敌气大沮胡盏之受围也，追泾原经略使秦弼策应，不至，胡盏归遂罢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一绍兴十一年九月戊申）

对了，邓先生在他的《岳飞传》里还是相信岳飞是奉诏班师的，怎么到《辛弃疾传》里就换口径了？

我无意对邓广铭先生这个已故学者过度指责，但有些观点看不过还是要说一说的，大部分材料都支持岳飞奉诏班师：
邓广铭似乎是在拿《金佗稡编》卷一到卷三没有班师诏的理由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来否定十二道金牌的存在，说岳飞是情势不利自己撤的军。
实际上大部分史料都支持岳飞奉诏班师：壬戌，飞【以累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高宗纪》）
忽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七附《岳侯传》）
飞欲乘势欲深入，而秦桧议和，屡诏班师，乃还。（同书，卷二百八附《林泉野记》
飞每念前胜，复被诏还，壮心已阑。（《金佗稡编》卷二十二引《野史》）
就连岳飞自己的材料都能佐证这一点：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同书，卷十二《赴行在劄子》）再加上岳飞之前还有《乞乘机进兵奏》、《乞止班师奏》（节略），由此可见，根本就不存在打不过自己要班师；另外，按照岳飞的性格，若非有诏强令班师，他是不会轻易放弃垂成之功的。
九妹发的诏书虽然没有十二道班师诏的原件，但也有侧证：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同书，卷三）
至于找不到班师诏的原因，还得问九妹和秦桧，岳飞身前收到的御笔“数百张”，光绍兴八年给辛次膺看的也有“数百纸”，而《金佗稡编》收的九妹御笔也就八十六份，就此否认岳飞是奉诏班师是不科学的。
至于金牌，也不是什么令牌，而是宋朝的一种特快邮递，以“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木牌”为标志，创于北宋神宗时，其特点是“光明炫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梦溪笔谈》卷十一，《宋会要》方域十之二十五），一般军情紧急时用。可以推测，九妹出于一怕全胜二怕完败的矛盾心理，大约在岳家军攻克洛阳时发出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班师。
邓广铭在治史丛稿说没有紧急情况“完颜构”不会发十二金牌那是属实高估“完颜构”的下限

对邓广铭一点好印象没有，水平低，屁股歪。还要打开岳飞的墓。
这家伙！

一介腐儒
懂得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