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振鹤先生所考，“初置时的广汉郡不但有《汉志》广汉郡全部（除北部阴平等三道），还包括犍为郡北部（至江水南岸一带）”。周先生推测广汉郡不包括北部阴平三道是以为此地区属白马诸氐，但《秩律》反映，吕后时期实有阴平道与甸氐道的存在。同时，初置时的广汉郡可能并不包括南安、武阳等县。《华阳国志》载：“建元六年，分蜀、广汉置犍为郡。”任乃强先生注：“《巴志》已云：‘高帝分巴、蜀置广汉郡。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谓牛鞞、资中初属广汉，后与蜀郡之武阳、南安、僰道为犍为郡也。”即犍为郡的江北之县原本分属蜀、广汉二郡，其中武阳、南安等县乃属蜀郡。蜀郡之县近江水（今岷江）而广汉郡属县近湔水（今沱江）的分布格局也符合自然地理与交通地理之形势（见图1）。

辨清置广汉郡之后的巴蜀政区格局，再来看八百石县的排列情况（见表1）
表1 广汉郡存在前提下八百石县邑排列情况表

很明显，巴、蜀、广汉三郡之属县相互交错，与《秩律》的排列规律完全不符。周波先生发现“郪、资中”夹在巴郡县邑之中，故大胆推断此二县属巴郡。张莉则在此基础上又将武阳县定在广汉郡，以解释此九县排列“混乱”的现象。新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即采纳张莉之说，又以此得出广汉郡乃析蜀郡而初置的结论。此类判断并无史料依据，亦与史书的记载相悖，恐不可取。而且郪与资中若属巴郡则武阳县孤悬于广汉郡之南，武阳若属广汉，则蜀之南安县亦与蜀郡北部隔绝，都不符合行政区划的常理。但如果此时只有巴、蜀二郡，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未置广汉郡之前，巴郡四至为：“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即其西南部有僰道、江阳等地，因此同位于湔水下游的郪、资中也有可能属巴郡。而巴郡的西北部并未有辖域变化，一如《志》载。则胊忍、郪、资中、阆中四县属巴，其它五县皆属蜀。如此，八百石县名排列与《秩律》的文本规律完全相符（见表2）。
表2 广汉郡不存在前提下八百石县邑排列情况表

图2 置广汉郡前的巴蜀政区格局

所以，从八百石县邑的排列来分析，《秩律》成文当在置广汉郡之前，换言之，在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前尚未置有广汉郡。因此，高帝六年（前201年）置广汉郡之说恐怕有误。
除了《秩律》的记载外，还有其它证据表明广汉郡非高帝所置。其一，《二年律令·行书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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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中五邮，邮人勿令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毋令出租、刍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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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律令·行书律》是吕后时期关于文书传递的法律，蔡万进先生解读此条法律称：“蜀、巴、汉中山高路险，汉初因交通设施恢复有限，邮人劳动强度大，为保证国&&令畅通，特别颁律规定蜀、汉中等地邮人不出徭戍，不出租赋，专职传递文书。”其说有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法律的覆盖范围基本上是蜀汉地区以及陇西、内史部分县道，但其中没有广汉郡。同时，简文写作“蜀、巴”而非“巴蜀”，可见此处仅指蜀郡与巴郡，而不是巴蜀地区，也可以排除广汉郡隐含其中的可能性。广汉郡不在其中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此时并无广汉郡；二是此时有广汉郡但此郡并不在免除徭役租赋的名单之列。我们认为后者可能性比较小，广汉郡乃割巴、蜀所置，其地形特点与此二郡并无太大不同。广汉郡同样有大面积“山高路险”的山地地区，且这一部分山地地区正好处于关中南下巴蜀的要道上。所以，这条律文不载广汉郡应当是表明吕后二年（前186年）之时并未置广汉郡。

其二，《史记》中载有高帝晚年的汉十五郡，对此十五郡的辨析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广汉郡的设置问题。《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
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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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诸侯王表》有几近一致的记载，只是改“蜀”为“巴、蜀”。则引文中提到的汉郡有河东、河南、河内、东郡、颍川、南阳、南郡（文中以“江陵”代之）、巴、蜀、云中、陇西、内史共十二郡，剩余的三郡包含在“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这一地理范围中，而上郡、北地、汉中、广汉四郡皆有可能。但上郡、北地、汉中三郡迄战国至西汉末年一直存在，不见有罢废之记载，而且汉初的《二年律令·行书律》也明确载有以上三郡。可知，上郡、北地、汉中当为剩余三郡，而广汉郡并不存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今学者对司马迁所描述的汉廷辖域范围多有异&。全祖望认为，依据《汉志》班固自注，广汉、魏郡、武陵三郡皆高帝所置，则当时汉有十八郡。前文已述，《汉志》班固之注可靠性不高，全氏之说也多不为后世所认可。齐召南注意到上党郡始终属汉，应为汉郡，但为拼凑汉郡十五之数，竟强以秦时之三川郡代河南、河内二郡，其误昭然。钱大昕则全依史书的记载（即上文所述之十五郡），并无异见。王国维又指出，东郡、颍川二郡在高帝复置梁、淮阳国时已经罢废，应当排除，而上党郡属汉，亦应添入，故得汉郡十四。谭其骧先生辨析诸说，终以王国维所考为是，但认为当时汉郡数应为十五，故依据前文所说的《汉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的相关记载补入广汉郡，形成新的汉十五郡名单，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又马孟龙先生提出，《史记》所载的“汉十五郡”当是未罢颍川、东二郡之前的政区格局。而“与内史凡十五郡”一句当作“凡十五郡与内史”，即有十六个辖县政区，因此补入上党郡。

我们认为，《史记》之汉十五郡并非不可信。从“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的记载来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所描述的政区格局应当是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二月之后的，而罢东郡、颍川郡分属梁、淮阳二国的记载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三月。尽管这两个历史事件仅相距一年，但是这一年间&&&荡，代地之&尚未完全平息，而淮南王、燕王又接连&&。汉初时期，邻近王国地区的汉郡废置频繁，&&变化之时尤甚。东郡、颍川二郡之地尽管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已经改属诸侯，但是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收回汉廷的可能性同样是存在的。从《秩律》的记载来看，至迟在吕后初期，以上二郡确已收回，至于时间是否在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予以否认。

而上党郡也是如此，同样无法排除高帝以上党益封赵国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刘邦向来喜爱赵王刘如意，多次想改立为嗣。赵国原兼有代地，国土广阔，但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代地另立为国，赵王领土大幅收缩，刘邦因此割&&补偿赵王也并非没有可能。

总之，汉初政区变动频繁，而史书也常存在漏记的现象，《史记》所载的高帝末年十五汉郡可能确实存在。至于马孟龙先生提到“与内史凡十五郡”一句当作“凡十五郡与内史”，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版本学上的依据，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退一步讲，如果司马迁混淆了王国区与汉郡区的界线，误记东郡、颍川二郡而漏载上党，那么当时的汉郡之数就不一定是十五了。我们知道，司马迁之所以称汉天子有十五郡，是因为在他所描述的汉廷辖域范围中确实有十五郡。既然前辈学者否定了《史记》所描述的汉廷辖域范围，那么汉郡数目一定为十五的说法又有何凭据呢？全祖望可能正是明了这一点才不拘泥于汉郡的数目，考出汉有十八郡。尽管全氏所考并非全然可信，但他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不应当为了凑足汉十五郡之数而添入广汉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