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有词名《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朗声诵读，怦然心动：读《红楼梦》，不正是这种感觉吗？于是，萌发了借用王国维的视角，应用其诗学理论，观察红楼世界的念头。

（一）偶开天眼觑红尘
根据叶嘉莹先生的解读，《浣溪沙》并非写实，“窃以为此词前片三句，但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按照王国维的理论，应该是表达理想的“造境”，也是合乎自然的造境。后片第一句，“试上高峰窥皓月”，给诗人提供了一个观察位置，超越人世、进入仙界的观察位置，接下来，顺理成章，超脱庸常，有了“偶开天眼觑红尘”。
《红楼梦》开头的写法，与此完全一样，置身仙界，提供一个超脱的观察位置：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石头，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曾经锻炼，已通神性，倾听一僧一道对话，遥想渺茫之下的人间。随后，石头坠入红尘，“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第十八回，石头自叙降临人世的真切感受：“……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相对于青埂峰下的凄凉寂寞，人世间呈现出的是太平景象、富贵风流。初入人世的石头观察到的情况与当初一僧一道的描述不大一样：“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换句话说，这个天眼并不同于佛道二教之眼。正如王景琳先生所言，曹雪芹对佛、对道并无几许敬意：
通观红楼，曹氏对“佛”“道”（尤其世俗中）并无几许敬意；贯穿全书的一僧道不过是曹氏利用世人习惯视角搞的串场角色，因为曹氏心灵的宗教是“真善美灵”。
顺便说，佛道二教之外，曹雪芹对儒家也没有多少信心。苏轼有诗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二引师（尹）曰：“白居易晚年自称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身、心、寿，饰也好，治也好，养也好，立足于现世，都还是人世的，而不是超脱的。对《红楼梦》中人物进行观察，也可以得知曹雪芹对儒道佛的态度：荣国府里，贾政是儒生，饰出来的是平庸；王夫人信佛，治心的结果也摆在那儿，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智慧和光明，倒是有两个青春生命的消失与她有直接关系；宁国府中，贾敬早早入了道观，可并未能养其寿，反而乱了宁国府。三人对贾家贡献了什么呢？只是不同程度地加速了贾府的衰败而已。儒、道、佛，都不是曹雪芹观察人世的视角，也不能用来阐释《红楼梦》的主旨。

王景琳先生进一步阐释：
岂不知，红楼作者不是李自成洪秀全，他的“补天”思想不是哄引群众推翻旧世界，而是以自己的著述引导陶冶读众(个体的“人”)具有灵魂意识、审美境界、真正的人性人格——而这，恰是我华族亟待的人文启蒙，也是我华族所阙略的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我常说的，红楼梦有“照亮历史、辉映世界、泽披来世”的意义。（《跨进红楼第一道高门槛——兼评及冯其庸、周汝昌等先生的相关论点》）
曹雪芹的天眼，是上帝之眼，比儒、道更远、更高、更原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四十七：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

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自屈原开启《天问》以来，诗人对宇宙与人的探寻拷问就没有停止过。直言其事者还有张虚（《春江花月夜》），柳宗元（《天对》），苏东坡（《水调歌头》）。“偶开天眼觑红尘”，提供了上帝视角，自宇宙深处反观人类，是从天上看人间，从仙界看尘世。《红楼梦》小说开始，即将故事空间放在了洪荒宇宙，以全知视角，也就是上帝之眼，就像宇航员从天和舱向外张望一样，以彼岸之眼观察审视此岸的芸芸众生，给小说提供了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正如《红楼梦》研究者吕启祥所言，“此岸世界虽则纷扰烦忧，却有至情真爱在；彼岸世界尽管自在无羁，却不免落寞寂寥。” 石头进入人间受享，然后以回放的形式呈现出其对人世的观察，提供了以今日之眼审视昨日之事的独特视角。不经意间的言行，细细体会，却有了全新的人生况味。如第四十四回，众人为凤姐庆生，尤氏开玩笑说：“我告诉你，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儿，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丧两钟吧。”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不由人感慨系之。
曹雪芹的天眼，是诗人之眼，超越了一家一族，一人一事。《人间词话》未刊稿三九，区分了政治家之眼与诗人之眼，声称：“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曹雪芹将故事锁定在贾府，但《红楼梦》绝非一人一事之作，不是家族史、自叙传。视作者为政客，而非诗人，小看了曹雪芹的格局。对此，王国维先生有清醒的认识，在其诗学理论中也是一以贯之的：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红楼梦评论》）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寓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通过人物个性表达人类共性。傅道彬先生指出：
你可以从未涉足大观园里花团锦簇般的生活，但你不能没有人生从真实走向空幻生命从壮丽走向残破的悲凉体验，这样，《红楼梦》里天上人间的大观园、青春烂漫的少男少女和他们许许多多的故事，便都具有了象征意义，正所谓：“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
当代作家刘震云先生说：“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登高窥月，偶开天眼，为《红楼梦》提供了哲学底色，曹雪芹通过一部小说的写作而描写了整个宇宙，并试图在茫茫宇宙的纵深中描绘人类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

（二）难为她！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薛宝琴转述一位真真国的碧眼女儿，写有一首合辙押韵的五言律诗，众人听了，都道：“难为她！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小说中直接自称中国人，固然有回避朝代和民族的考虑，但在《红楼梦》的语境中，自称中国人，是相对外国人称中国人的，尤其是相对包括西洋人在内的外国人而言的。明清之际，以中国、中国人自称，已经屡有出现。如《陶庵梦忆·报恩塔》：“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
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名称，从签订于西历1689年9月7日、即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的《尼布楚条约》开始。这是大清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建立在完全平等关系上所签订的一个文本，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的曹寅，与皇家关系密切的曹家人，不可能不知情，当然也不会对中国、中国人这样的称谓感到陌生。曹寅《楝亭书目》第25章专门列外国书籍，其中包括《海外诸夷志》《西洋历书》《天学初函》等。曹寅的《砚山歌》言及与欧洲传教士的酬酢往来：“泰西郭髯持赠我，十砚陪列如排星。”

其《玻璃杯赋》还提到了“天国”的观念：“彼西隅之蠢生，睹三辰而立法。……信天国而立巧，渺炎海而来航。”
《红楼梦》第十六回，王熙凤自我标榜：“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清代的滇省不临海，没有港口洋船，曹雪芹未必不知道，只是要表现王熙凤夸口逞强而已。凤姐口中的外国人，没有具体指哪一方向（东洋或西洋、南洋）或哪一国家（俄罗斯或暹罗国等），虽然模糊，其世界版图也是相对完整的。
作为曹家人，曹雪芹无疑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红楼梦》前八十回，有四十二回书中涉及外洋物事的描写，涉及西洋、东洋、海外、海西，提到了“爪哇国”“哦啰斯国”“暹罗国”“波斯国”“福朗思牙”（法兰西）“交趾”“真真国”“女儿国”“茜香国”等九个国家名称，写到外洋物品五十余种，包括呢布服饰、钟表玩器、工艺器皿、饮食品、药品、动物、美术、西洋装置和其他西洋生活物品九大类。小说中外洋物事不仅大量存在，而且涉及广泛，表明曹雪芹视野开阔，见闻广博。

第五十二回，晴雯生病，贾宝玉尝试采用西洋疗法：
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她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见怎样。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拿纸来！”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地拿来醒鼻子。宝玉笑问：“如何？”晴雯笑道：“果觉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宝玉笑道：“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和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弗哪’，找寻一点儿。”
第六十三回，贾宝玉给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又被人误叫作“野驴子”，引的合园中人凡听见者无不笑倒：
宝玉又见人人取笑，恐作践了她，忙又说：“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如今将你比作它，就改名唤叫‘温都里纳’可好？”
曹雪芹深知，外国人有他们的语言，有他们的诗歌，有他们的绘画，有他们的医药，有他们的器物，有他们的历法，有他们的计时……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但又是不同的人。曹雪芹不像王国维那样游历海外，涉猎西洋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作品，仍然拥有清晰的世界概念和世界意识，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伟大作家，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以理性眼光“开眼看世界”的人。“偶开天眼觑红尘”，这个天眼，应该包括世界眼光。

陈寅恪称王国维为中华“文化所化之人”，曹雪芹也是一样。具有世界眼光，并不会出现“反认他乡是故乡”的状况，只能强化其在世界版图上审视故乡的立场。在世界一体的谱系中，在有他者参照的状态下，本体意识会得到强化，自我特征也会更显豁。站位越高，视野越广，自我意识、故乡观念也就越强烈，感受、表达的热情也就越浓郁，创新、创造的能力也就越突出，也越是有可能摆脱已有思想的束缚，萌发新的认知，产生新的观念。曹雪芹既没心系庙堂之上，也没有身处江湖之远，既不想兼济天下，也不愿独善其身，既没有崇佛，也没有入道。曹雪芹的心灵宗教是“真善美灵”，在他的天眼里，闺阁之中有真、善、美，女儿是可敬可爱的，情爱是可以超越皮肤烂淫的，情感是有价值、可以承载宇宙人生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一部《红楼梦》，正是以大观园为道场，以宝玉和众女儿为主角，以谈情为大旨，展示了情的世界，树起了新的价值观。

博尔赫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奇怪的是——我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觉察到——有些国家选出的人物并不与之十分相像。比如，我认为，英国应该推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其代表；但是没有，英国选择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这么说——比任何其他英国作家都缺少英国味。最典型的英国味是understatement，即所谓尽在不言之中。而莎士比亚不惜大肆夸张地运用比喻，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我们一点不会感到惊讶。另一种情况是德国，这是一个值得赞许而又容易狂热的国家，这个国家偏偏选择了一个宽宏大度而不好偏激的人做代表，此人不太在意祖国的观念，他就是歌德。……另一个更加奇怪的例子是西班牙。西班牙本应由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克韦多来代表。然而不是，代表西班牙的是塞万提斯。塞万提斯是宗教法庭同时代的人，但他是个宽宏大度的人，既没有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没有西班牙人的恶习。仿佛每个国家都得有一个不同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可能成为医治这个国家的毛病的某种特效药、抗毒素、解毒剂。（《博尔赫斯散文》）
那么，曹雪芹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效药、抗毒素、解毒剂了。在《红楼梦》里，原有的圣贤论、功名说、厚黑学、因果报应、红颜祸水、佳人才子……全部土崩瓦解了。刘再复拿《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比较，认识后者反映了中国人精神中受伤的一面，表现出狭隘的权术、心术，而不是慈悲和智慧；表现出造反有理、情欲（生活）有罪的偏狭甚至阴暗心理，相反，“《红楼梦》恰恰包含着中国与人类未来的全部美好信息，这是关于人的生命如何保持它的本真本然、人的尊严与价值如何实现、人如何‘诗意栖居于地球之上’（荷尔德林语）的普世信息。”（《红楼梦十五讲》第十五讲《永远的》）

（三）有写境，有造境
“偶开天眼觑红尘”的下一句是，“可怜身是眼中人”。“可怜身是眼中人”完全是个人感受，偶开天眼、下视红尘，看到了自已，个人渺如微尘，在浩瀚的宇宙中显得十分可怜。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在谈到舱外太空行走时说，当她出舱进入太空时，感到四周都特别黑，是那种“深不见底的黑”，用“万丈深渊都不足以形容”，看到这样的一幕，刘洋表示在那一瞬间遭受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不敢继续看着那深不见底的空间，害怕“自己一松手就飘走了”。——偶开天眼，从宇宙深处观察人自身，可以用来治疗狂妄自大。
《红楼梦》中，石头随宝玉降临人间，也成了天眼中人，人间凡夫，红尘过客。透过石头的天眼，借助宝玉的感知，观察和描述人间故事，常会写到人生的张皇失措，这在第二十二回表现的极为充分。年节过后，宝钗生日，宝玉和黛玉、湘云等众位姊妹，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虽也有些琐碎磕绊，但总体上是和谐的，正如袭人所言，“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姊妹们都喜喜欢欢的”，宝钗讲解戏文，“宝玉听了，喜得拍膝画圈，称赏不已”。——王国维认为，元曲、元南戏之妙，“自然而已矣”，“曲尽人情，字字本色”，“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宝钗向宝玉推介的这支《寄生草》，正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天本该是痛快淋漓、圆满收官的，可偏偏是凤姐一句话，给宝玉惹出了大麻烦。凤姐说戏子像一个人，众人立马明白，但都不明说，唯有湘云心直口快，直接说出像黛玉，宝玉给湘云使眼色，众人也就散了。然后就是，宝玉先在湘云处碰壁，后在黛玉处遇冷，“细想自己原为她二人，怕生隙恼，方在中间调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反已落了两处的贬谤”；“再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又是写偈语，又是续南华，流了几滴清泪，上床睡了。

书中屡屡写到宝玉的无奈，一个小男生的内心，就是这么温暖，就是这么软弱，悲喜交加，瞬间转变。第八回回末有脂批（甲戌眉批）云：“按警幻情讲（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这个敏感多情的小男生，对世间万物，都有感情，春之花，夏之水，秋之月，冬之雪，无所不爱，无所不悲。人人都记得黛玉葬花，其实在黛玉之前，因爱惜怜悯而生慈悲之心、要给落花寻个归宿的，正是宝玉。小说开始，宝玉就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生离死别，姑母贾敏、姑父林如海的离去，是间接经验，可不必说。闻听秦可卿死讯，宝玉“只觉心中似戮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喷出一口血来”，这可说是第一次直接经验。秦种夭亡，宝玉就在现场，亲耳聆听了临终遗言，亲眼目睹了生死转换。接下来，金钏之死，亡魂向宝玉哭诉，自责和悲痛从第三十四回延续到第四十二回。第七十回，仲春天气，“怎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到了秋天，晴雯之死，更是让宝玉悲愤至极，一篇诔文，洋洋洒洒数千字，写不尽宝玉的悲哀，诉不完宝玉的愤慨。黛玉泪尽而逝，宝玉也就离悬崖撤手不远了……人，生活在这种有限性之中，越往前走，失去的就越多，直到一无所有。宝玉的遭遇，尘世中人谁都免不了，正是人类共同的困境。

《红楼梦》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是顽石下世受享，一条是绛珠以泪还情。两条线索指向两个视野，一个向外，指向社会，广阔而深沉，一个向内，指向心灵，缠绵而哀婉。就小说的情节进程而言，两条线索，都走向了覆灭：宝黛爱情因黛玉泪尽而逝告终，以荣国府为代表的家族大厦也最终坍塌，最终“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样解读下去，《红楼梦》岂不是很悲观、很失望？
这里，有必要引进隐性叙事进程的概念。隐性进程是我国叙事学者申丹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世界叙事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申丹教授认为，虚构叙事作品中，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这股暗流既不是情节的一个分支，也不是情节深处的一个暗层，而是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种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或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双重叙事进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