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的难题
6年前,陈亮第一次接触到“校园欺凌”。
他接到6岁儿子的来电。对面不停地啜泣,“爸,你来接我!”陈亮急了,赶紧问发生了什么,孩子不回答,只说要立刻回家。
陈亮和妻子决定联系孩子的老师。他们了解到,孩子参加校园滑雪的冬令营,在同学里面年纪最小,别的同学都喊他“小屁孩”,从来不把零食和游戏机与他分享。
当时在陈亮眼里,这些“不就是小事吗”。他给儿子买了巧克力、玩具,却没法安抚孩子的情绪。后来,在妻子的询问下,孩子说,两个男生把滑冰的靴子扔在了他的枕头上。
陈亮的妻子变了脸色,“这是校园欺凌。”她反复和陈亮说,这类现象是必须介入的。
两人立刻找孩子的老师沟通。不久后,老师组织全班同学集合,厉声说道:“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会通知家长把你们领回去。”这一番话,给了陈亮很大的安全感。
陈亮回想,那些孩子只是小小的恶意,但如果没有老师及时教育,时间一长,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欺凌行为。
每年的普法日,陈亮会受到该市一些中小学校的邀请,给学生们做法治讲座。2018年起,他决定讲讲校园欺凌。
经常有女孩在讲座后偷偷找过来,“我被欺负了,不知道和谁说。”有学校的德育主任领着男孩走到陈亮面前,“班里的同学孤立他,让他很低沉。”……
陈亮发现,原来有许多孩子,掩藏着被欺凌的心事。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省1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得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这意味着每10位学生中就有3人经历过欺凌。
多年来,陈亮看见防治欺凌的行动一轮接一轮开展,法律规定越来越多,但欺凌事件仍在不时发生。
为何防治难以奏效?陈亮在寻找答案。
另一头,老师们同样心存困惑。
校长刘超坦言,从去年11月山西大同曝出未成年人被同宿舍学生凌辱两年之久,到今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疑似校园欺凌的杀人事件,一次次舆情下,反欺凌已经成了学校必须做的事。但是直到现在,大家对“什么是校园欺凌”还是没有概念。
高中班主任周晴曾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舆论的升温让她想起了往事。
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周晴从乡镇转学到县城。报到那天她刚站上讲台,就听到有人喊:“农村娃子!”课堂里爆发出大笑。同学们对她指指点点,从头发点评到鞋子,说“好土”。
周晴僵在讲台上,带着求助的眼神看向班主任。对方听到笑声后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从那天起,嘲笑、辱骂等冷暴力在全班出现,持续了3年。
很多次她埋怨,如果当初老师能够及时制止,或许欺凌就不会发生。
直到周晴进入学校工作,她才开始意识到,老师面对欺凌,其实有很多难处。每当身边有欺凌现象,她总想做些什么,却又无从下手。
“校长不断强调要注意欺凌,每学期都有主题班会。”周晴说。但她和多位老师都表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培训教老师面对欺凌时究竟该怎么做。
他们正等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