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鲁迅与胡适实质上是不可比的。读过孙郁先生《鲁迅与胡适》，我自忖，他尽管花了那样多的笔墨比较鲁迅与胡适，但内心里也是觉得，二人实际上不可比。 
　　看《鲁迅与胡适》，孙郁先生把“性情”列在首位，这也大有深意在了。性情在他看来，二人是不同的；性情不同，还有什么可比性？“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 
　　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长长的投影。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贡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这两段话出自书的《后记》。据此，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与其说是比较二人，不如说是梳理二人间的关系，注意的则是其中的交叉点。再准确点说，是希望通过二人间的交叉点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值得尊敬的文学评论家为此书撰写的评论，文字简洁、精当，结论却令人失望。他得出的鲁迅比胡适“深刻”的结论，未能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不说，可能也误读了孙著。可是细想想，这种误读可能还是由于孙郁先生诱导的结果，读《鲁迅与胡适》，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当写到鲁迅时，作者往往使用近乎诗化的文字，极力挖掘，把优长处推向极致，于缺陷处则不免优容；而写到胡适，则大多文字舒缓，肯定处肯定得恰到好处，但态度上总逃不出“尽量理解”的圈围，往直白里说，有些地方让人有怀揣难言之隐而扭扭捏捏的感觉。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与鲁迅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正在走下神坛，而胡适则渐渐上升到平地。我的阅读面很有限，但在我所读到的，关于鲁迅与胡适地位变化的评论以及争论的意见中，有不少就是因为不适应、不习惯于这种变化而产生的。无论是破口大骂，还是忠心保卫，也无论是全面提升，还是尽情挑刺，实际上在潜意识里都是不希望自己对历史的固有“想象”落空。有时候我想，我们有些人何必要动那么大的肝火呢？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只有一种评价方式，一个判断标准，这正常与否大概是无需多言的。借用鲁迅的话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况且，从具体的语境看，这种地位变化引起的连锁反应，实在也与长期以来的神化或批判脱不了干系。当一种东西被推向一个极端后，一旦发生变化，其结果必然会向另一个极端荡去。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反弹。我觉得，现在与其去对这种“反弹”大加不满，怪别人“年轻”“不懂历史”，真不如潜下心来，检省一下过去自己的研究思路，特别是理念上的得与失。就“历史”来说，它要是仅仅由少数“懂”的人掌握，也是相当可怕的。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历史中，胡适与鲁迅的确是代表着两种传统、两个路向的。从他们的生平看，胡适从“暴得大名”开始，参与编辑《新青年》，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评判的态度”，到创办《努力周报》“对政治发生不感兴趣的兴趣“，接着成为“新月”派的精神领袖，编辑《独立评论》提倡自由主义，然后与“中国本位文化”派论争，……他始终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往细里说，还包括他的红楼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等也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的。对比起来看，鲁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守边缘。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精神上与陈独秀、胡适等中心人物最接近的时候，也很难说彼此的默契达到了陈与胡，或者周作人与胡适之间所达到过的程度。尽管孙郁先生比较多地描述了鲁迅与胡适这个期间，在小说史问题上的相互切磋、交流，但我读了他们间的书信，总感觉他们彼此间还主要是一种相互尊重。大家都是相当客气的，也就是说，离真正的心灵上的默契还有不小的距离。虽然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诸健将中间堪称翘楚，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仅在精神上，在地位上，也很难说鲁迅就进入了“中心”。至于“左联”时期，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不过是“呐喊助威”的“思想较新”的“破落户”而已。汪晖先生分析鲁迅思想时，用了一个“独战”来概括，的确十分恰当。